对中国的死刑存废的态度
作者：中驱舰
【内容提要】现在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都在极力的倡导人权。我国也在西方国家的不断指责中对人权有了更多、更充分的重视。死刑作为刑罚当中最严酷的一条，以现在的人权观看来，是应当不顾一切的被废除掉的。我当然也很赞成这种观点。死刑是应该被废除，但也不能操之过急。本文将从一个人性的角度来探讨一下关于中国死刑的存废，并提出一些关于刑罚的个人建议。
【关键词】历史 态度 实质 大恶人 教育
一， 中国死刑的历史
中国古代法律所规定的死刑种类主要有：斩、绞、腰斩、枭首、弃市、车裂、磔、凌迟、焚等十余种。周代以后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也还有三种：斩、绞、凌迟。
进入近代，受时代影响，我国的死刑也从重刑主义走向轻刑主义，死刑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1905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奏请皇帝删除《大清律例》中的重刑，首当其冲的是凌迟等刑罚。沈家本在《律例》中的理论显然是受近代西方人道主义及法制思想的影响，反对野蛮与落后的封建酷刑，具有鲜明的进步性。1910年5月15日，清政府颁布《大清现行刑律》，规定死刑分为斩绞两种。1911年1月25日，又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仿照西方近代刑法体例、原则制定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其正文规定死刑仅用绞刑一种，但在后附《暂行章程》第一条却规定“侵犯皇室罪”、“内乱罪”等仍用“斩”。可见身首异处的道德考虑，仍然是影响死刑观念和制度的重要因素。根本废除斩刑，是在民国建立以后。 1914年11月27日，北京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其第六条规定：死刑得用枪毙。从此，斩刑从法律上废除了，枪毙成为中国近代死刑的主要执行方法。到了现在，今天又出现了注射死刑。（我国以云南采用注射死刑为先例）
二、对于中国死刑的态度
看来在我国死刑也算的上历史悠久。虽然现在的死刑在执行方式上显得更文明了一些，但是死刑终究是对一个人的生存权的剥夺。
我很赞成张明楷对当今一些社会问题的认识：现阶段，一些手段极为残忍、方法极为野蛮、后果极为严重的犯罪还大量存在，一些犯罪分子气焰相当嚣张、屡教不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形式明显好转，但社会治安状况没有根本好转，不安因素还大量存在。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就把死刑保留下来。我认为，这种极恶劣的犯罪和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只是少数现象，根本不能当作主流社会现象来看待。
我国的死刑虽然由古代的野蛮式转变到了今天的文明式。但是，死刑的实质是没有变的，那就是它把一个人作为人所应固有的生存权给剥夺了。我个人认为，一个人无论犯有多么最大恶疾的罪我们都没有权利来剥夺他的生存权，即使是他的罪恶行为剥夺了他人的生存权。中国自古就有“杀人偿命”的说法，但是，我一直都很反对这种观点。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我认为无论我们怎么对待杀人者，被杀者都将不能再复活；我们之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信奉这句话是因为，杀了杀人者能够平息被杀者的亲人们的怨气。但是，为了平息怨气而再杀掉杀人者，让其亲人们怀有怨气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再者，我们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审视一下这个问题。一个罪大恶疾的杀人者剥夺了他人的生存权，使被杀者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权利消失，使被杀者不能再发挥自己的价值，为社会作任何贡献。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平怨气而再杀了杀人者的话，那就意味着又有一个人或者一些人不能在社会上作为一个社会人为社会做贡献。也许，你会反驳我说，这种人会对社会作什么贡献？最多也就是一个社会蛀虫，阻碍社会的进步。当然，我不得不承认你说的有道理，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正是我想提出的观点。
三、对“大恶人”我所主张的做法
我一直反对死刑，除了我认为死刑本身就不该存在以外，我更认为我们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来处理那些“大恶人”。
我认为我们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刑罚都应该封顶在无期徒刑。因为，无期徒刑将意味着一个人在被判刑以后的日子都将在监狱中度过。他也就失去了他作为一个自然人所应有的自由。让一个人失去了自由，已经是一种很严酷的刑罚了。除了对刑罚制度的最高刑的看法外，我对如何对待“大恶人”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我们无论采用何种刑罚，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相对于主张把对“大恶人”的态度是采用刑罚处罚的做法，我更主张我们应该不断的完善教育制度，除了现有的教育机构以外，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专门的对那些“大恶人”的教育机构。对他们进行悔过教育，使他们能够真正的改邪归正，重新回到社会，展现个人才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智。我相信当这种教育制度真正建设起来的时候，死刑将没有存活的空间。我们的社会也将更加美好，我们的国家也将更加富强。
刑事诉讼中设置简易程序对于及时惩罚犯罪，提高办案效率，都有重要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基层院往往只关注“简易”，注重效率，忽视了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笔者认为，程序简易固然具有其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好处，但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不能简单对待，否则有违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理念。下面笔者结合基层院工作实际，分析梳理刑诉法条文，就如何做好简易程序庭审，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期引起读者思考。
一、庭审中告知被告人程序选择权不能简单对待
刑诉法第211条 的规定，实质是新刑诉法赋予了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和知情权，这意味着被告人不仅要充分了解这种适用程序的含义，而且也应了解适用本程序后所带来的法律后果。但在基层院中，大多数被告人文化程度并不高，可能并不了解简易程序的含义，在他们的概念中，审判员的宣读只是例行法庭的程序。以我院2012年起诉案件为例，在起诉的120人中，从文化程度上看初中以下占86.6%，从职业上看农民占71%。以2013年1-5月份受案为例，在受案的31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77%，农民占80.8%。
因此，笔者认为，审判员在宣读刑诉法第211条时，还应当补充叙明告知被告人两个条件（1）被告人对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且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当庭认罪态度较好的，可以从宽处理；（2）被告人若对犯罪事实有异议或者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以此明确适用简易程序是被告人的主动权，而不是被动接受。检察机关应当对审判员宣读适用简易程序规定予以监督，以确保在庭审中被告人能够真实的享有程序选择权和知情权，切实解决被告人认罪以适用简易程序的真实性、自愿性问题，使其得到程序法意义上的实际利益。
二、对证据的出示不能简单的对待
（一）我国刑诉法第213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出示证据……规定的限制”。人民检察刑诉规则第469条又规定：“公诉人出席简易程序法庭时，应当主要围绕量刑以及其他……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根据案件的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出示证据”。上述规定，往往给人一种错觉，即在适用简易程序的庭审中，为了切合“简易”的标准，公诉人对证据的出示可以予以省略或者对定案的证据不予举证。笔者认为，对影响定案的证据都应当出示。刑诉法第48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诉法第193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换言之，对于定罪量刑的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质证，让被告人知悉并得到被告人的确信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可以说，证据的出示是在确保证据合法性依据的基础上保障被告人知情权的体现。
（二）如何在新刑诉法背景下正确适用简易程序中的证据出示内容，更好地理解、适用新刑诉法，笔者认为，应当简化出示证据的过程，但简化不等于简单化的省略，而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1）可以只宣读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关键证据，其他证据可不宣读；（2）可以只宣读证据的种类、名称、来源以及证实了什么这些简要的基本情况，对于证据所摘录的具体内容不必宣读；（3）在证据种类较多时可分类出示，对同类证据可以并列宣读、一并概括证明内容的形式进行宣读。
三、庭审中的法律教育与普法宣传不能简单对待
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时，通过深刻阐述剖析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犯罪原因，特别是在旁听人员较多的情况下，不仅促使被告人当庭认罪，也能够警醒大众知法、懂法、守法。因此，笔者认为，简易程序的庭审也应把法制教育与普法宣传作为一项重要的庭审内容，让被告人自愿认罪伏法，让旁听者接受法律教育，既能达到案件办理的最佳教育效果，也能形成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真正实现庭审应当具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过，警示教育应当做到言简意赅、重点突出、有的放矢，以契合简易程序对诉讼效率的要求。

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检察院 李毓胜、张红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