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修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27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经2012年9月12日国务院第21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2012年10月24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条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
“本条例所称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及其他期货合约。
“本条例所称期权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包括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合约。”
二、第四条修改为：“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
“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
三、第六条第二款修改为：“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
四、删去第八条第三款。
五、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四）为期货交易提供集中履约担保”。
六、删去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改为第三项，修改为：“（三）变更注册资本且调整股权结构”。第五项改为第四项，修改为：“（四）新增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七、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四）变更境内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
八、第二十三条修改为：“从事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其他期货经营机构应当取得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资格，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九、第二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符合规定条件的境外机构，可以在期货交易所从事特定品种的期货交易。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十、删去第三十二条。
十一、删去第三十三条。
十二、删去第三十六条。
十三、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改为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期货交易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一）未经批准，擅自办理本条例第十三条所列事项的；
“（二）允许会员在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期货交易的；
“（三）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期货交易，或者违反规定从事与其职责无关的业务的；
“（四）违反规定收取保证金，或者挪用保证金的；
“（五）伪造、涂改或者不按照规定保存期货交易、结算、交割资料的；
“（六）未建立或者未执行当日无负债结算、涨跌停板、持仓限额和大户持仓报告制度的；
“（七）拒绝或者妨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监督检查的；
“（八）违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有本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至第八项所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处罚、处分。”
十四、第七十八条改为第七十五条，修改为：“非法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其他形式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20万元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非法设立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或者擅自从事期货业务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20万元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五、第八十四条改为第八十一条，修改为：“对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除本条例已有规定的外，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涉及其他有关部门法定职权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处理；属于其他有关部门法定职权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移交其他有关部门处理。”
十六、第八十五条改为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一）商品期货合约，是指以农产品、工业品、能源和其他商品及其相关指数产品为标的物的期货合约”。第二项修改为：“（二）金融期货合约，是指以有价证券、利率、汇率等金融产品及其相关指数产品为标的物的期货合约”。第三项修改为：“（三）保证金，是指期货交易者按照规定交纳的资金或者提交的价值稳定、流动性强的标准仓单、国债等有价证券，用于结算和保证履约”。第四项修改为：“（四）结算，是指根据期货交易所公布的结算价格对交易双方的交易结果进行的资金清算和划转”。第九项修改为：“（九）标准仓单，是指交割仓库开具并经期货交易所认定的标准化提货凭证”。
十七、删去第八十九条。
此外，对条文的顺序和个别文字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与大规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建议和进行政治参与，党和政府也越来越注重利用网络问政、网络咨询决策和网络信息发布来倾听吸纳民意和提高行政效率。但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民主的同时，也为网络多数暴政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网络民主，首先在于规避可能出现的网络舆论失范现象，尤其要解决“网络多数暴政”这一问题。
“网络多数暴政”这一名词早已频频出现在网络空间和现实媒体当中，并且其指涉的现象和内涵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共识。一般认为，“网络多数暴政”就是部分网民利用网络空间形成强势的网络舆论，对他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肆抨击和鞭挞，从而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这一现象的成因既包括网络空间技术构成不同带来的影响，也包括网络的主体网民本身自有的现实处境和社会心理的共同作用，同时还在于网络本身特性所引起的独特现象。
其一，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话语权的偏颇。数字鸿沟是指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或不同人群中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在掌握和应用数字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就我国而言，虽然我国网民的数量规模已经超过了4亿，网络的普及率也在持续上升，但网民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业结构甚至收入结构都有比较大的差异。同时，不同群体的网络应用和使用方式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我国互联网的数字鸿沟是明显存在的，此社会中面临的差异问题影射于网络之中，将导致不同的群体在网络中同样处于不平等或者说是不一致的地位，因而造成个体之间话语权的偏颇，对于网络舆论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
其二，群体极化易造成极端倾向。网络空间中的“群体极化”现象非常容易形成。虽然网络空间中的选择性很大，但是基于网民害怕被孤立或者被疏远的社会心理，很少有网民自愿进入与自己观点相左的网站。由此，大部分网站聚集的网民具有很大的同质性，导致的结果是网络的同构性也越大，不同意见与立场的冲突在特定的网络空间中就会越来越少。同时，由于网络空间领域聚集的网民群体表现出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特性，网络很容易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并由虚拟世界转化为现实世界的破坏力，这就使得网络群体极化迈向社会群体极化。
其三，沉默螺旋之下“多数意见”的凸显。“沉默的螺旋”理论是一个政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它的中心思想是：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的说出来。同时，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在网络空间中，社会孤立的心理恐惧感并没有消失，网络信息越多，人们反而失去了发表意见和看法的时间与兴趣，沉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最终形成网络空间中少数极端分子左右沉默的多数的局面，从而为网络多数暴政提供了便利之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网络多数暴政中的多数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事实上的多数，只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少数人的声音很大，表面上好像他们构成了多数，从而形成了一种多数的假象。
其四，非理性与不成熟导致网络暴民的产生。非理性的政治参与不仅仅在现实中是常见的，在网络空间中，这种非理性又会随着网络的虚拟性而数倍放大。在网络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些混杂不良情绪的负面和极端的信息，往往在网络上传播的最迅速，并具有很强的蛊惑力和破坏力。此种网络民主的发展很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超出了现实社会所具有的掌控能力，引发政治秩序的混乱，即网络的无限性和难以操控性可能导致民主的非理性。这样，一些网络公共事件升级到一定程度之后，本来可以通过现实途径进行合理化解的事件在网络上被严重对立化和情绪化。
对于我国网络多数暴政的规避措施，主要应针对以上所述网络多数暴政所依赖的温床，同时也不能因噎废食，对于多数暴政的问题应该持谨慎而理智的态度。
其一，缩小数字鸿沟，并保障反论权的实现。如前所述，数字鸿沟导致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乏者之间的社会分化，这一分化可能通向的结果就是，不同群体或者个体在面临网络话语权和表达权方面遭遇非常不利的影响，亦即失却对于网络公民来说的平等的言论权。因此，要消解线下的差距带来的线上的分化，保障这些受害者的言论权，特别是反论权，就显得十分重要。反论权也被称为反驳权，实际上也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权利，是指受众面对媒介发表的批评自己或与自己对立的意见，可要求该媒介免费提供版面或播出时间供自己作自由反驳的权利，以便人们对事情的真相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
其二，正确认识网络民主，适时消解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目前的网络民主还只是一种不健全的有限民主，其作用还未能充分的显示。网络多数暴政往往又是一些网民利用网络民主的旗帜，以民主的名义形成强势的网络舆论，从而侵害少数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在网络民主的实践过程中，要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适时消解可能出现的网民群体极化现象。首先，必须加强对网络民主建设的引导，通过“电子政府”建设去整合、主导网络民主发展。同时，加强主流网络媒体培植，占领网络舆论阵地。其次，于技术层面，网站可以依法进行一定的技术过滤和审查，实行必要的网络管制。基于网络群体内部同质化过高的状况，政府可以要求网站进行多元化链接，传播多样化的信息，避免舆论的整齐划一。针对一些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传统媒体应该及时跟进，恰当引导社会舆论，使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消除在形成过程中。
其三，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前提下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一个和谐社会的应然要求是所有人的权利得到充分地实现。这里所指的不是大多数人的权利，也不是绝大多数人的权利，而是所有人的权利。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应当包括以下两层含义：第一，在法律上保障少数人的正当、合理权利不受到其他方的任何侵犯，特别是不受多数人的侵犯；第二，少数人的政治诉求或者政治愿望虽然不能在民主制度下决定执政权力的决策结果，但是应对其保留表述自己不同政见和观点的权利，他们的话语权理应受到尊重。另外，民主问题上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是从程序意义上讲的而并不代表实体意义，这一原则仅仅是代表了一个裁决所遵循的规则而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坚持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前提下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原则是防止多数暴政的一个必需的措施，这对于网络“多数暴政”来说恐怕更是如此，因为虚拟世界的庞大性与广阔性，少数人的声音更容易淹没在貌似大多数人的意见当中。
其四，建立健全网络法制，增强网民法律意识。近年来，我国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互联网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专门立法、司法解释和其他规定，确立了我国网络管理的基础性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一部关于互联网的统一规范，与网络管理执法工作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网络领域里的执法力度也有待进一步增强。同时，网民应当增强自身法律意识。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并不意味着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就完全是非真实的、虚幻的和不存在的，线上与线下空间并不是绝对隔绝的。网络空间中的行为继而引发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影响的事件比比皆是。网络民众在网络空间中的参与并不能抛弃现实网络法律的约束而恣意妄为，如若对他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或者触犯了现实法律，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我们要广泛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和素质教育，提高公众网络法律意识，倡导文明上网，构建理性、和谐、有序的网络环境。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