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医药法的特点及我国中医药立法的问题与对策》

南阳理工学院 文法学院 05813班

冯 晨

【摘要】我国中医药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独特的理论体系，卓越的治疗效果，它是中华民族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中医的现代化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该怎样看待中医药？怎样研究中医药？中医药该如何发展？本文从中医药法的基本特征出发，着重分析我国中医药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立法问题从而得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中医药法 ; 特点 ; 问题 ; 对策

【Abstract】The Chinese medicine has develop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having abundant clinical experience, special theories system, outstanding treatment result,it is a precious wealth in the process of struggling time with disease over a long period.and it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cellen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But because of history , cultural,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as strong impact and rigorous challenge, how to treat the Chinese medicine ? How to research the Chinese medicine ?How to develop the Chinese medicine ? This article sets out from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medicine law, emphasizing analyse the existent lawmaking problem in our Chinese medicine modern development and elicit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 .

【Keyword】Chinese Medicine law; characteristic ; problem ; countermeasure

中医药法是伴随着中医药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兴起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目前，已成功将中医药立法的国家和地区有新加坡、越南、泰国以及加拿大卑诗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等，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呈现出乐观景象。由于各国卫生保健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状况及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因此中医药立法也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世界各国对中医药的立法，都有相同之处。 [1]
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中医药法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其有别于其他部门立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中医药法就是指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以调整中医药社会关系、保障人们的中医医疗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与我国其他部门立法相比，我国中医药立法虽起步较晚，但其发展较为迅速，目前，我国中医药法的内容已经涉及到医疗机构、从业人员、中药品种、中医药教育等许多领域，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医药法的特点及我国中医药立法现有的一些问题，并探讨完善我国中医药法的途径和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医药法的特点

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中医药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但由于它所调整的是中医药医疗及其发展而引发的各类社会关系，从而决定了其必然具有某些自己的特征。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性
与其他的部门立法相比，中医药法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就调整对象来看，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医药社会关系，具体的就是指因中医药教育、认证、医疗、管理、规范、发展而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是由许多种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关系。其次，调整对象的综合性，决定了中医药法所采纳的调整方法和手段也是具有综合性特征的。再次，从体系上来看，中医药法律体系是一个较为庞杂的法律体系，该体系中不仅包括了其他法律部门中的许多调整中医药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大量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等等，可见，中医药法律体系也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
（二）伦理性
伦理道德是医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医药社会关系，所以，其在对中医药临床医疗活动调节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伦理与道德问题。这就要求中医药法做到以下两点，即：它既要对某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同时又要对某些新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以决定是否应予以认同和保护。这样一来，中医药法必须将某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纳入自身的调整体系，并上升为法律规范；同时对那些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加以禁止。因此，中医药法具有浓厚的伦理性。
（三）科技性
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还包括人类与生物圈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中医药法就必须要建立在中医药科学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要遵从基本的中医药科学规律，如中医学理论中有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两个特点，对人体的生理有藏象、精气血津液神、经络、体质学说四部分，以及对疾病、防治的病因、发病、病机学说。[2]中药的基本理论还有中药来源、产地、采集、炮制、性能、功效以及临床应用规律等等。[3]这就是中医药法的立法基础。而中医药科学的技术性决定了中医药法必然也具有科技性的特点。表现在：首先，中医药法必须将中医药科学的某些成果作为自身的内容之一，如我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试行）》中关于中药等术语的解释就明显是中医药科学成果在中医药法中的反映和体现；其次，在中医药法律体系中，拥有大量的中医药技术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如我国的《中药材GAP认证检查评定标准（试行）》等。
（四）预见性
中医药法是以保护中医药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为目的的，而中医药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中医药法必须正确预测中医药科学技术的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的中医药科技活动作出恰当合理的引导和规制。一方面，中医药法要保障中医药科技工作者的中医药创新权，另一方面，它又要对中医药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权予以必要的约束，对那些可能产生社会危害后果的行为加以严格规制。这就使得中医药法在立法过程中必须特别注重超前立法的原则从而在立法内容上具有极强的预见性。[4]

二．我国中医药立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医药立法起步相对较晚，其内容涉及到了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教育科研、药品监管、中医药标准等领域，虽然拥有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制定程序规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乡镇卫生院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励管理办法（试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等，然而，就总体来看，我国的中医药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
（一）立法步伐滞后，缺乏预见性
立法滞缓是我国各部门立法的一大通弊，在中医药立法领域，这一弊病更加明显和突出。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我国中医药方面的立法不论从数量还是从广度都比起其他部门法去之甚远，直到1982年才由卫生部制定并颁布了《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再如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建国后相关的法规《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及〈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办法〉的通知》却直到1995年初才姗姗而来。这充分暴露了我国中医药立法的滞后性。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法律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5]总体上来看我国中医药立法体系还远没有健全，甚至严格一点来说，这些立法还难以真正成为一个体系。其主要表现在：在我国中医药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一部能够承担起“领头羊”作用的基本法,这就使得我国中医药法群龙无首，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
（三）内容不完善
当前，我国的中医药立法对中医药科技活动的规制基本上还只是采用行政法律规制一种形式。表现在具体法律制度上是我国尚未建立中医药科技活动的民商事制度和刑事制度；另一方面，某些有必要法律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规则尚未被纳入我国中医药法之中。例如，知情同意原则等，都显然还没有明确成为我国中医药立法的规则，这也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中医药立法内容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完善我国中医药立法的对策及建议

法律并不总是消极地承认现状，它还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秩序的一种勾画、设计和引导。为此，需要立法者在总结经验、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正确把握立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分析事物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便做出科学的预测。[6]
（一）国外的中医药立法
1．中医药立法在美国
1971年以后中医针灸在美国出现的“针灸热”，使加州的中医针灸展现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景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适时出台了加利福尼亚州针灸条例和针灸执照法。后来加州在1980年通过了《中医行医规范法案》，该法案对中医的执业行为进行了规范，规定了中医师可以使用的行医方式。目前，在美国针灸是以州法律的形式被列为医疗手段，中医药总体上已逐渐为美国卫生行政部门所接受，并被批准为公众合法的医疗保健手段。 [7]
2．中医药立法在澳大利亚
2000年5月3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通过了《Chinese Medicine Bill》（中医注册法案），这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中医注册法案。该法律执行后，维多亚利州的中医行业已经逐渐洗脱江湖郎中的习气，改变了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中医生形象，中医师的执业行为走上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并且，有多家保险公司承保中医治疗保险，包括诊费和针灸费，治疗者可按比例由保险公司偿付在中医药方面就诊、吃药的费用。中医师有资格使用医生(doctor)的头衔，并被赋予处方权。中医同西医一样，具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 [8]
3．中医药立法在新加坡
新加坡传统中医药管理局1995年发表了《传统中医药报告书》，对新加坡中医药状况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不少可行的建议。2000年国会通过了《中医师法案》，从而确立了中医药在新加坡的法律地位。现在针灸师注册工作已经完成，一些综合性现代医院已设针灸科,新加坡的中医药事业在今后十到二十年内将大幅度发展. [9]
（二）我国《中医药法》的立法构想
李靖



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金融争端解决机构/纠纷解决机制
内容提要: 2011年6月我国台湾地区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这是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大突破，其也作为“三次金改”的重要举措予以推进。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主要规范了“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概念，设置财团法人性质的争端解决机构，构架了法制化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这些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框架欠缺的祖国大陆具有多方借鉴意义，为祖国大陆构建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明确监管机构的保护职能与设置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后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审视金融商品的消费者保护问题。美国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创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United States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简称CFPA），作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机关。其首长由总统提名、国会同意后任命，并拥有独立预算。同年6月，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亦宣布新的金融改革方向，除了将现有大部分金融监理的权责转移至英格兰银行之外，也成立负责英国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市场之消费者保护的独立机构。如今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趋势，即是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独立于金融政策与监理，并且统筹有关银行、非银行的消费者保护；建立金融争议解决机构，施行一元化的金融监理、争议处理制度；同时也强化金融知识的普及与教育，避免因过度期待投资带来的报酬而低估隐藏的风险，藉以从源头降低可能的投资纷争。

趋同这个潮流，结合本土形势，作为“亚洲经济优等生”[1]的我国台湾地区，也于2011年6月3日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以弥补金融监管漏洞，加强金融消费中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并作为“三次金改”[2]的重要举措予以推进。本文将就“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内容、特点进行述评，并分析祖国大陆金融消费者保护现状，试图就改革祖国大陆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提出建议。

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共分为4章、33条。第1章“总则”（第1条至第6条）界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概念，阐述了立法主旨，明确了主管机关、金融消费者争议范围等；第2章“金融消费者之保护”（第7条至第12条）阐述了立法原则，金融广告制作者、金融服务业者所负有的义务及赔偿责任；第3章“金融消费者争议处理”（第13条至第30条）规定了金融消费争议处理机构、期限及具体程序，赋予争议处理机构专业法庭功能；最后的“附则”部分（第31条至第33条）对争议解决的法律期限，施行日期做了规定。总的来看，在内容方面，该“法”的创新主要集中在“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专门争议解决机构和纠纷解决机制的设立、金融服务业的法律责任及后果的明确等方面。

一、“金融消费者”法律概念的界定

“金融消费者”概念是研究权益保护的逻辑起点。国外相关立法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可以归纳为两种：第一种以美国为代表，其立法并没有金融消费者的明确定义，而采取“大证券法”的概念，即不分消费和投资，主要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等对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进行保护。但是金融危机暴露了此种制度的严重不足，引发了改革。美国2010年的新法采用概念加列举的方式，更为细化地指出金融消费者为“自然人或者代表该自然人的经纪人、受托人或代理人”，“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消费金融产品或服务是指消费者主要用于个人、家庭、家用为目的的任何金融产品或服务”。第二种以英国、日本为代表，对金融消费者有明确的法律定义。2000年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2001年4月实施的《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规定，本法保护的对象为资讯弱势之一方当事人，即在金融商品交易之际，相对于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一般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基本上属于资讯弱势一方当事人。因此该法适用之对象，不仅限于自然人的消费者，即使是法人，只要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也属于该法的保护范围。此外，在一些判例法国家或地区，其没有明确的金融消费者定义，在涉及银行和客户之间有关金融产品的交易时，主要通过“注意义务”以及合同法律制度等对客户进行保护。因为判例法有很大的弹性，往往需要通过个案的审判进行不同的法律适用和保护，情况复杂[4]。

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采取的是上述第二种明确定义的方式。其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5]。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和法人，以及提供金融服务的相对方——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业及其他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6]；二是将消费者与投资者区分，具有专业能力，不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机构、法人、自然人不属于消费者范畴。

这样的规定是符合国际金融立法潮流的。传统观念认为“金融消费者”是“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7]，仅限于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和机构[8]。但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将消费者作为特殊对象加以保护是基于其弱者地位，而弱者地位与其个体性质、社会身份等没有直接关系，不论在普通商品经济还是金融交易中，信息的不对称才是造成其弱势地位的关键因素。在市场上从事交易的法人，很多也不一定具备专业知识，也是处于被动弱者地位。因此，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主体外延应该是广泛的，应将个人和法人都列入金融消费者概念中，但应有“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限定，概念的第二点即对此做了规定。

投资者和消费者是两个分别涉及投资关系和交易关系的不同概念。投资银行、银行下设的专业投资机构等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专业人才在交易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在进行高风险投资时，与普通消费者有着本质区别，应认为是与交易对手处于平等地位，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而不应倾斜保护。因此对其加以限定，而这些专业投资机构之范围以及认定之条件，则由主管机关即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金融监管管理委员会”（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FSC）认定。

二、设置金融争议处理机构和纠纷解决机制

国外对于金融消费者争议的处理，一般设置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英国是这方面的先趋，其早在1986年就已通过《金融服务法》，成立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简称FSA），负责所有金融销售争议案件。金融危机后英国又新设了消费者保护与市场署，取代了FSA，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新加坡于2005年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简称MAS）中成立“金融业争议调解中心”（FIDReC），成为新加坡目前唯一合法的金融争议解决机构，施行一元化的金融监理、争议处理制度。而动静最大、影响最广的则是美国设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其统一履行分布于不同联邦机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拥有包括规则制定、从事检查、实施罚款等在内的权力，并从增强透明度、简单化、公平性和可得性四个方面进行消费者保护改革。

各国争议解决机构的设立，确保在发生金融消费纠纷后，消费者可以通过与金融机构自行协商、向监管机构投诉、申请仲裁及提起诉讼等方式解决。争议处理机构和解决机制的设置，是国际消费者金融保护立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也不例外，其第三章“金融消费者争议处理”，将设立争端处理机构和机制作为立法的重心。

“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规定争议处理机构为财团法人型态，并设置由9至25位委员所组成的评议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消费者的利益。相对于大的保险公司，个人消费者通常是弱者。[9]该财团的基金来源包括民间捐助财产、“政府”分5年编列10亿台币预算、基金擎息、向金融业收取年费和争议处理费。争议处理机构等同法庭的功能，受理金融消费者申请评议后，结果效力将等同民事判决。金融业者与消费者订定契约时，若违反相关规定，导致消费者受害，应负损害赔偿责任[10]。

争议处理机构及其人员对于所知悉金融消费争议的资料及评议过程，除“法规”另有规定或经争议双方同意之外，应保守秘密。未来包括信用卡、现金卡、各式贷款、基金、连动债、保单等金融商品发生消费争议，将由“金管会”下设置的财团法人金融消费争议机构接受申诉，再交由评议委员会讨论，讨论的结果金融机构一定要接受，而如果消费者也认同决议，效力就视同“法院”民事判决。如果消费者不满意，可向“法院”提出诉讼[11]。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关设置体制与英国、美国颇为相近，都是在传统的金融监管机构之外，另设专门机构。这在客观上能够确保消费者保护机构的中立性、公正性、独立性，防止监管部门过于容忍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监管捕获”这一道德风险，增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实际效果[12]。

三、明确金融服务业的法律责任及后果

金融消费者和普通消费者一样，应享受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对金融产品享有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金融服务提供者须承担安全义务、信息披露义务和公平义务等。然而实际生活中，金融服务提供者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庞大的组织机构和各类专业的人才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如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时，片面夸大产品收益，忽视甚至故意不对消费者进行风险提示，致使消费者盲目购买金融产品，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银行在消费者开户办理存折时，要求必需同时办理借记卡，且借记卡需收取年费等。此种金融服务产品捆绑销售的做法，侵犯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

针对不断出现的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现象，立法应明确金融服务业的法律责任及后果，切实保障消费者利益，各国立法实践中也将此作为重要内容。

日本在2001年4月开始实施《金融产品销售法》中明确：在销售存储款、信托、保险、有价证券、有价证券金融衍生产品等各种金融产品时，销售业者有义务向顾客说明存在跌破面值的风险等重要事项。此外，还规定销售业者制定并公开劝购方针的义务。销售业者违反该法规定的说明义务且使顾客蒙受损失时，不论有无自我过失，都要向顾客承担损失赔偿责任[13]。英国金融服务局在2006年10月出台的《业务原则》中规定，金融机构必须给予消费者利益以合理的关注；公平对待消费者，有义务向消费者提供其需要的信息，并且用清晰、公平、无误导的方式向消费者传达信息；必须公平地处理利益冲突问题，包括自己与消费者的利益冲突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当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财产负责时，应对消费者的财产提供足够的保护[14]。2010年，奥巴马在金融委员会通过批准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法案后发表声明说，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将防止掠夺性的贷款行为，确保消费者能够明白地获得，诸如信用卡和抵押贷款之类的金融产品的信息。

我国台湾地区在之前的金融监理体制下，对消费者保护存在种种迷惑。当局认为投资者想赚取利润，就需自负风险，忽视了此设定的前提，即投资者要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并且金融机构在销售时，已充分告知产品的特性与隐藏风险。在银行销售雷曼兄弟集团所发行的连动债给一般投资人时，理财专员基本不提醒客户其具有的金融风险，而是常告知此商品百分之百保本。结果是随着雷曼兄弟母公司的倒台，以此为“信用”担保的连动债变成一场空，引爆了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的大地震。而在具体对金融产品销售的监管方面，主要按六大阶段进行：销售人员商品认识；认识客户程序；根据客户特性，推荐适合商品；告知客户商品内容说明及风险；表单填写；销售后服务。这些规定虽被执行，但仍存在诸多监管漏洞。

在对以上弊病反思的基础上，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将消费者接受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等服务）纳入其保障范围，并要求之后金融服务业从事广告、业务招揽及营业促销活动，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误信的情况出现[15]。

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明确金融服务业的职责和法律责任：第一，金融机构销售商品时，应充分了解金融消费者的相关资料，以确保该商品或服务适用于金融消费者；第二，要充分告知风险，提供充分资讯给投资人作为决策判断时参考。金融服务业应说明金融商品、服务、契约的重要内容，并充分揭露风险，以及未尽说明、损害赔偿责任；第三，“金管会”对于商品销售过程的行为，会要求各金融机构加强并审查；第四，比照保险业务员规划“理财专员”，采取登记制度，将来理财专员销售金融商品时，要到银行公会或信托公会登记，才具有销售资格。恶质违法理财专员必须受罚，最严重可以解除职务，而且包括银行、理财专员业务主管，同样要负连带责任[16]。

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出台，对于遏制金融服务业盛气凌人、以大欺小的行业局面，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安全权、选择权等实体权益会起到重大作用；“因设有多项保护消费者的强制性规定，新法预期将会对金融服务业的销售实务运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