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部


电力工业部关于调整水电工程概(估)算编制工人标准工资等有关标准费率的通知
1993年6月19日，电力工业部

我部和水利部联合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费用构成及计算标准》(能源水规［1989］971号)试行几年来，对统一费用标准、合理确定工程投资、有效控制工程造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根据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幅度和各水电施工企业工人的标准工资实际平均水平，经研究，从一九九三年元月一日起，新立项审批的大中型水电工程六类工资区工人平均标准工资，按一九九三年物价水平，采用120元/人月，作为编制概(估)算的依据。七类及七类以上的工资区，按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劳动部劳人薪［1985］20号文中规定的地区工资补贴的比例套算。如十一类工资区工人平均标准工资为120元/人月×1.1304＝136元/人月。建设单位人员经常费和生产单位提前进厂人员费用的工人标准工资亦采用同一标准；干部标准工资分别按七级正和八级正计算。
考虑到大中型水电工程合理工期与施工设备相适应，特殊技术装备费，由能源水规［1989］971号文规定的1.5—3.5%，调整为1.5—6%。由项目业主视工程难易程度，加快进度及提高效益等条件，综合考虑选取和掌握使用。(大型工程取中值或大值)。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与日侨离婚的处理问题的复函

1954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

天津市人民法院：
你院1954年4月2日法一外字第243号请示关于中国人与日侨离婚的处理问题，我们经研究并征询外交部等有关机关的意见，现就你院来文所说的几个案件在处理上，提出如下意见：一、仇大海与华玲离婚及李正雄与光濑道子离婚两案，女方回国时有的把结婚证书留下，有的把她个人所有衣物全部带走，可见女方已无意再与男方继续共同生活，什么夫妻感情。更主要的是归国日侨一般的已不可能再来我国，我法院也不可能征求她们的意见，因此如不是别有原因，我们认为可以判决双方离婚。
二、陈炳昌与■井良子离婚案，因陈在台湾还另有配偶，而■井良子已有书信表示愿意离婚，故也可判离。
三、你院今后如有需要商榷解答的问题，希仍送华北分院处理。

附：天津市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与日侨离婚应如处理的请示 1954年4月2日 法一外字第243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一、本院受理仇大海（男，中国人）与日侨华玲（女，原名蒲上华子）离婚一案。据了解原告与华玲于1951年年底向我区政府申请登记结婚（介绍人为另一日侨名黑上房子，已于1953年归国）。但在未批准前，即已同居，婚后并无子女，又华玲于日降后被匪山西铁路局留用。曾取得匪山西的入籍证明，1952年华玲之父自日本来信，以其母病危为理由，召华玲回国。同时华玲与仇某感情平常，经济情况又不甚好，故华玲于1952年10月间返回日本。华玲走时，双方未办离婚手续，据仇某谈：她曾将结婚证留下（已交我院）口头表示同意离异。华走后曾来信托仇某买东西。据本院推测，双方感情可能不太环，或仅因经济问题而离异。男方提出离婚，可能为了再结婚，本市公安局外侨科认为：华已归国再入境，则不易，而且我们可以掌握，事实上双方形同离异。似可根据男方请求判决离婚。本市外事处意见：“因一方不在的涉外离婚问题，如不在之一方居于未建交国（特别是在日本）很难取得不在一方同意离婚的合法证明，仇与华之离婚问题，既无法取得合法证明，华在津又无代理人可令仇出具华同意离婚之私人信件，由仇盖章（或签字）证明属实再由法院判决离婚，华与仇双方事实上已离居又无子女，再入境之可能极小”。该处已于本年1月25日以外侨（54）字第6号报告，请示外交部，但迄今尚未获批复。本院同意该处意见，惟如是处理是否妥当，请指示。
二、李正雄（中国人，男，现在本市电信局任技术员）申请与返日之妻子光濑道子离婚，据李谈：于1946年与道子在东北四平结婚（有匪四平市府批示，已交案），1947年迁居本市，1948年生一女，婚后感情甚佳，惟道子素患神经衰弱症，1950年4月以后转剧，变为分裂性精神病，经医治收效不大，至1953年我国红十字会协助日侨归国时，道子即与本人商议回国，并函询其父，回信称：可由我夫妇二人自作决定，道子当向公安局申请返国后伊又考虑达两月之久，遂于1953年5月回国，临行时将其个人衣物均已携去，并曾协议离婚，但未办手续。道子返国后于同月曾来一信，以后即不通消息。她亦未将女孩带走等语。现根据道子健康情况，很难返回我国，因此申请离婚，生女即由其抚养。经向电信局了解，道子返国时，李某曾向组织上和工会谈过，领导还予借款照顾，并代其小孩解决托儿所问题，但未谈及已否离婚，又李与道子以往感情甚佳，查光濑道子返国时既未将其女孩带走，复将个人衣物携去，拟依照上述仇大海案外事处之意见，令李正雄征询道子对离婚及小孩之意见（有无财产纠纷），如道子同意离婚即可判离。
三、原告陈炳昌（男，台湾人，现任本市劳动局工程师）申请与日籍妻子■井良子（又名陈芳英，年34岁）离婚，据陈某称：于1943年11月间与良子在日本大阪结婚，婚后并无子女。我于1947年1月间回台湾原籍，1948年又在台湾与钟全妹（台湾人）结婚，婚后5个月，良子也自日本去台，为与良子离婚纠缠甚久，后双方商议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遂于1952年10月以访问亲戚名义，领得台匪外交部护照去往日本，到日本后因系临时户口，日本法院不能办理离婚手续，故仍未解决等语，原告即于1953年6月单身参加旅日华侨归国团体同年7月来津，由政府分配到津劳动局任工程师，复据原告称：归国时曾征求良子意见同来我国，而她因家有父母，生活不成问题，不愿同返，后去信叫她参加二、三批归国华侨（因良子在台曾入中国籍）：伊仍无意回来，复信说要离婚，（有日文信一封为证，已交案），她既不愿回来，也无财产争执，我请求法院判决离婚等语。我院认为原告在台尚有妻钟全妹，现拟与日妻■井良子离婚，而良子与陈某尚有信件往来，拟也依照上述二案之办法办理。
以上三案情节大致相同，惟我院所拟意见是否可行，请一并核示。
1954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