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1年7月至8月间，被告人孙某单独或伙同被告人王某作盗窃案18起，撬取21辆轿车车牌，以出钱赎回车牌为由，敲诈车主现金共计3700元。其中被告人孙某参与全案；被告人王某参与作案8起，撬取10辆轿车车牌，敲诈现金共计1900元。经鉴定，车牌价值为每个100元。

　　【分歧】

　　对被告人王某，其盗窃车牌并敲诈现金合计2900元，尚未达到江苏省关于敲诈勒索罪的追诉起点，以盗窃罪论处应无疑义；分歧在于对被告人孙某行为的定性，第一种意见是按盗窃罪论处；第二种意见是按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实行并罚。

　　【评析】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

　　一、孙某的行为不构成牵连犯。诚然，本案中盗窃车牌的目的是为了敲诈勒索，也就是说盗窃车牌是手段行为，敲诈勒索是目的行为。但如果承认牵连犯的概念，笔者认为类型说较其他学说合理，即只有当某种手段通常用于实施某种犯罪，或者某种原因行为通常导致某种结果行为时，才宜认定为牵连犯。显而易见，盗窃车牌而敲诈勒索仅具有个案性质，不具有类型性，前者不是后者的通常手段行为，也就是说盗窃车牌这一手段对敲砸勒索这一目的来讲不具备盖然性，所以不宜认定孙某的行为构成牵连犯。

　　二、孙某的行为构成狭义的包括一罪。所谓狭义的包括一罪，大体上包括四种情形，其一是一个行为对同一被害人造成数个法益侵害结果；其二是数个行为造成一个法益侵害结果；其三是数个行为具有前后发展关系且侵害相同法益；其四是数个行为触犯数个不同罪名且数个行为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最终仅侵害一个法益。本案中孙某以盗窃车牌为手段，以敲诈勒索现金为目的，前后行为之间虽然不存在发展阶段上的必然性，但两个行为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又因车牌与现金都是财产法益，不是个人专属法益，所以孙某的前后行为侵害了同一法益。如此，孙某的行为符合上述第四种情形，即数个行为触犯数个不同罪名且数个行为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最终仅侵害一个法益，构成狭义的包括一罪。

　　三、盗窃罪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敲诈勒索罪的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且江苏省关于盗窃罪的追诉起点低于敲诈勒索罪的追诉起点，应认为盗窃罪相对于敲诈勒索罪为重罪。孙某的行为既构成狭义的包括一罪，两个行为触犯两个罪名，但由于实质上侵害的是同一法益或者说由于法益侵害的一体性，应从一重罪论处，适用一个法条进行包括的评价即可。所以孙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四、对孙某以盗窃罪论处，还可与对共犯王某的评价保持一致性。在共同犯罪中，评价的一致性虽不能作为定性之根据，但作为定性之考量因素却无可厚非。孙某所犯盗窃罪按车牌价值与敲诈现金合计5800元论，共犯王某所犯盗窃罪按参与盗窃车牌价值与敲诈现金合计2900元论。

　　（作者单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时下，夫妻双方因婚姻感情破裂、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上，经常有“房屋归子女继承”的内容。但事后，因房屋权属问题发生纠纷的现象较为普遍，影响其离婚后的正常生活。此类案件看似简单，其实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


笔者认为，前述协议中的房屋仍属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并非子女的个人财产，不产生财产处分效力，理由：


首先，根据法律，夫妻共同财产不能直接通过继承方式来处分。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根据法律规定，夫妻离婚时共同财产的处理方式是协议优先，但此协议要产生法律效力必须具备相应的有效要件，要意思表示真实并且合法。但实践中，夫妻在离婚时通常并不存在“立遗嘱”的意思表示，双方立下此类协议，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担心另一方再婚后，会出现诸多的合法继承人，而自己的婚生子女日后将会少分财产；二是担心分得房子的一方会卖掉房子，而孩子长大后没房子居住。因而，双方的意思是想将房屋写在孩子名下，归孩子所有。但是，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孩子不能作为房子的所有人。而民政部门在给当事人办理离婚手续时，可能并未向当事提醒这一点，所以产生这种在财产处置方面有瑕疵的离婚协议。


又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违反法律的民事行为无效，并且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按照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有权将个人财产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来处分。但是，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并非个人财产，而属夫妻共同财产。只有将共同财产分割后变为个人财产，才能通过遗嘱的形式进行处分。直接采用继承的方式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违背继承法的规定。


其次，夫妻双方以立遗嘱的方式来处分共同财产，导致财产权属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实践中难以实行。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共同处分权，但是双方同时以立遗嘱的方式来处分共同财产，会存在三个方面的障碍：一是夫妻离婚后，在任何一方没去世之前，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以立遗嘱的方式来处分共同财产，不便于管理财产；二是夫妻离婚后，任何一方可以改变遗嘱，这是我国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允许的，遗嘱改变，以最后的遗嘱为效；三是若一方死亡，只能产生死亡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个人财产部分的继承，而另一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个人财产部分不产生继承，这样造成夫妻双方立的遗嘱不能同时实现，这也违背立遗嘱的共同愿望。因此，离婚时，夫妻双方以立遗嘱的方式来处分共同财产不可行。


第三，关于“直接将房子写在孩子名下”的问题。父母离婚时双方自愿将共同财产协议归子女所有，这是法律所允许的。根据民法通则第九条的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法律并未禁止未成年人享有财产权利。当然，未成年人的财产由其监护人管理，而监护人不能随意处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主张以上行为无效。”作为父母双方自愿协商将共同财产归子女所有，应定为赠与较为合适。共同财产所有人协商一致，有权将共同财产的全部或部分赠与给第三方。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的受赠人有权接受赠予，父母双方自愿将共同财产协议赠与子女合法有效。


但也有人担心，未成年人能否作为房产证上的产权人。既然未成年人能享有财产权利，就能够成为产权人。当然，房屋要从父母名下转为孩子名下，必须办理过户手续，过户手续应由监护人完成。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此种情况不适用除外情形。不动产的物权变动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而财产处分协议并不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如果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处分协议上的财产仍然属于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


综上，“房屋归子女继承”的离婚协议并不产生房子归子女所有的法律效力，夫妻共同财产并未分割。父母离婚时要将财产处分给子女，应在协议当中直接写“某某财产归某某子女所有”，或者直接过户给孩子。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