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我国刑法中一项比较冷门的罪名，但是在现实中存在一定的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挪用特定款物罪与贪污罪等职务犯罪存在很多区别，在本质上挪用特定款物罪也是职务犯罪的一种，但是未被我国刑法确认，所以该行为不是由检察机关来侦查的。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应该增设单位犯罪，同时挪用特定款物罪应该适当地扩大犯罪对象范围
关键词：挪用；特定款物；犯罪主体；犯罪对象

一、引言
挪用特定款物罪属于一种挪用型的犯罪，设置本罪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任意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保障专款专用，维护基本的财经制度。和贪污受贿等相比，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危害性要小于上述财产性犯罪，但是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危害性也显而易见，即这种行为对于财经管理制度的运作造成了妨碍，同时使得需要特定款项的项目得不到资金援助，造成社会危害。在刑法体系中，这一罪名相对比较冷门，相关判例也不是很多，但是在理论上这一罪名还存在若干争议，在刑法体系中也不尽完善，因此本文以挪用特定款物罪为研究对象，就该罪名发表一些见解。
二、挪用特定款物罪基本问题分析
（一）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概念
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指违反特定款物专用的财经管理制度，挪用国家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从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概念来看，挪用的对象是特定的，即刑法规定的“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这些款物的利用具有紧迫性，以抢险资金为例，抢险资金能够及时到帐，对抢险工作的开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挪用特定款物行为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刑法才将这种行为纳入罪名体系，通过刑事立法来加强对该行为的打击。
（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理论是我国刑法学的核心理论，贯穿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整个过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直接关系到行为人的有罪和无罪以及罪轻和罪重，因此有必要对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一些分析。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构成分为四个方面，分别如下：
1.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客体要件。
挪用特定款物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关于特定款物专门使用的财经管理制度。我国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特别设立民政事业费一项，包括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以便帮助人民群众战胜自然灾害，解决生活中的具体困难。这对于安定群众生活，以及恢复再生产能力，将困难和灾害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上述特定款物决不允许任意挪用，必须做到专款专物专门使用，这是我国一项重要的财经管理制度。
2.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客观要件。
挪用特定款物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挪用国家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
所谓“挪用”，一般是指擅自将专用款物挪作他用，如用于搞经济开发项目、炒房地产、购置小轿车等违反专款专用的行为，这种他用不包括放进个人腰包的行为，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上述7种专款归个人使用的，则应以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因此，这里的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扰、扶贫、移民、救济工作款物罪中的挪用，只能是擅自将上述特定的款物挪作其他公用的行为。
挪用特定款物行为达到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才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之所以不仅要求“情节严重”，还要求有“重大损害”的结果才追究刑事责任，是由于本罪的挪用行为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盗窃罪、诈骗罪中获取财物行为的性质毕竟不同。通常认为，挪用特定款物而造成抗洪、抗旱、抗震、防汛等工作的重大困难和损失的；挪用特定款物数额较大，直接侵害群众生活利益或者妨害恢复生产自救的；直接导致灾情扩大的；挪用特定款物而造成群众逃荒、疾病、死亡的等，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
3.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要件。
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主体是指达到刑事责任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对保管、分配和使用特定款物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4.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观要件。
挪用特定款物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是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而故意挪用，过失不能构成本罪。在本罪中，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挪用特定款物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用于特定方面的特定款物，而将其挪作他用，并且以利用特定款物的使用价值，而进行非法活动、营利活动或其他活动为犯罪目的。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与相关罪名的区分
挪用特定款物与刑法罪名体系中的其他一些罪名存在一些联系，在外观上极易混淆，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相似的罪名进行一些区分，这样才能在刑事司法中把握该罪名的适用。
第一、挪用特定款物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别
挪用特定款物罪中的“特定款物”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公款，因此，挪用特定款物罪和挪用公款罪极易混淆。挪用公款罪是指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因此，挪用公款和挪用特定款物不管是目的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例如，挪用公款用于炒股，就属于挪用公款行为；而挪用特定款物搞开发区建设，虽然资金也是公用而非私用，但是属于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这在立法上也有所确认，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应当以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在行为对象上，挪用公款罪的行为对象是一切公款，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对象只是一部分公款，具体是指“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
第二、挪用特定款物罪与贪污罪的区别
挪用特定款物罪与贪污罪都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两者的主要区别有：
主观目的不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观目的是将特定款物移作他用，用后归还。贪污罪的主观目的是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改变财产所有权。侵犯客体不同，前者既侵犯财产所有权，又侵犯国家财经管理制度，还侵犯了民政事业制度。后者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所有权。犯罪对象不同。前者是救灾、救济、抢险、优抚、防汛、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后者则是除此以外的公共财物。主体不同。前者是经手、掌管特定款物的人员。后者是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行为性质手段不同。前者是非法挪用特定款物，后者是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盗窃、骗取手段侵吞公共财产。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典型案例——以高某等三人挪用特定款物一案为例
波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8年莲湖乡进行移民建镇工程，根据乡里规定，三汲坊村由被告人高德贵、喻荣贵、高积顺具体负责该村的移民建镇工作，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三被告人利用领取发放移民资金机会，将领取的资金不及时发放给农产，由被告人高德贵、喻荣贵拍板决定，被告人高积顺经手将其中的250372.74元，用于该村集体开支及上交乡财贸任务。由于该村的移民资金被挪用，致群众意见很大并引起群体上访，造成不良影响。公诉机关认为三被告人负责本村移民建镇工作期间，将该专项资金用于其他开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要求本院依法判处。
从检察机关的指控来看，本案中三位被告均没有将款物占为己有的目的，且其挪用的是特定款项中的移民款物。被告具体将款物用于发给农产、农村集体开支和上交乡财贸任务，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挪用特定款物罪。在庭审中，被告律师辩称，被告人在主观上不存在挪用的故意，因农户提留收不上来，而乡里财税又逼着要交。因此，在被逼无法的情况下实施这一行为。本文认为，辩护律师的辩护非但没有起到辩护的效果，反而证明了被告确实是在挪用，辩护律师认为，“因农户提留收不上来，而乡里财税又逼着要交”，这恰恰给“挪用”行为打下了一个注脚，证明了其挪用行为。因为，在挪用特定款物罪中，很多场合都是不得已而“挪用”。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挪用特定款物罪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争议，本文在第二部分中对这些争议的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够在比较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挪用特定款物罪形成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罪名归属有误区
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将特定款蜘挪作“公用”的“挪用特定款物罪”，更是只有国家机关中有领导权的人才可能实施，所以，挪用特定款物罪是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在现实中，确实只有有权机关的有权人员才能实施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也确实是基于职务而进行挪用行为，因此挪用特定款物罪作为职务犯罪来对待，并不为过。更重要的是，挪用特定款物罪不同的罪名归属将带来侦查模式的不同。
按照现行的规定， “两高三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挪用特定款物罪由公安机关管辖，但在实践中，这一犯罪处于“无管辖”’状态。原因是，配置了职务犯罪预防和侦查资源的检察机关依法不得对该犯罪进行侦查，公安机关在法律上享有对该犯罪行为进行侦查的权利，但是公安机关主要进行的是对社会治安的管理和一般性的刑事案件的管辖，公安机关在客观上不便于对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进行侦查，这就造成了这一行为处于无监管状态，放纵了挪用特定款物行为的发生。一些检察机关的人士也认为，“挪用特定款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呈上升的趋势，但受到刑事追究的较少，处于一种打击不力的状态。造成这种打击不力的局面，主要是由于该案的管辖权问题。” 因此实务部门的人员希望将这一罪名的管辖权交予检察机关，以此加强对挪用特定款物行为的打击，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挪用特定款物罪主体不明确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并不明确。没有明文规定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所以有学者指出，本罪应当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不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只应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罚，其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不属于单位犯罪的被追诉主体。 也有学者认为，挪用特定款物罪体现的是“单位的意志”，是“为了单位的利益”；换言之，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挪用只限于由有关单位改变专用款物用途的情形。
本文认为，挪用特定款物罪体现单位意志的观点有可取之处，理由是，“挪用”的决定往往由单位集体作出，同时“挪用”也是为了单位或者整体上的利益。例如，挪用救灾款用于开发区建设，政府部门的领导恐怕不敢一人作出该决定，为了分摊责任，往往是集体作出的决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把单位排除在挪用特定款物罪主体之外是不合适的,因为实践中大量地挪用特定款物行为是由单位集体决定并由单位负责组织实施的，有的虽未经集体研究讨论，但往往也是由主要负责人决定并由单位负责组织实施的，这应该是一种典型的单位犯罪行为。” 因此，将挪用特定款物罪设定为单位范围有一定的科学性，有利于加强对挪用特定款物行为的打击，也有利于罪责刑相一致。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对象有限
我国刑法将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设定为有限的几种款物，以体现其“特定”性，这些款物包括即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从性质上来说，这些款物都属于公款，同时这些款物的利用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刑法将这些款物作为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体现了对这些款物使用的特别保护。
但是有学者指出，“1979年《刑法》将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等7方面的公共财产规定为本罪的犯罪对象，1997年《刑法》修订时,依然没对特定款物的范围扩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基础设施、能源建设、公共财政的支出不断增加，投入了各种名目众多的专项资金，涉及农业、环保、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因此如果将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仅仅局限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则非常不合时宜，理由是，这些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的款物数额其实不是很大，而且犯罪分子如果要挪用，但是为了避免违反刑法，他完全可以挪用教育、农业、环保等款项。因此，可以实现法律规避，但是很难说，农业、环保、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特定款项就不重要。
四、完善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立法建议
鉴于我国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刑事立法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需要，同时由于我国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法律体系内部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从应然的角度来分析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的挪用特定款物罪。结合上文谈到的挪用款物罪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改变特定款物罪的侦查归属
如前所述，挪用特定款物罪具备职务犯罪的特征，虽然在客观方面，挪用特定款物罪与一般的职务犯罪如受贿罪、贪污罪等存在很多区别，但是挪用特定款物罪基于职务而进行却不可否认。当然，职务犯罪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罪名，而是一系列罪名的综合，其主要的意义是通过检察机关来对这些犯罪进行打击，并且建构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因此，挪用特定款物罪究竟是否属于职务犯罪，本身并不重要，但是由于现行侦查模式的缺陷，有必要将挪用特定款物罪划归检察机关管理，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挪用特定款物行为的发生，并且有利于加强对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打击。
（二）明确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
现行刑法对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由于单位犯罪必须有刑法规定才能被确认，在刑法没有确认一项罪名可以由单位构成之前，是不可以将该罪名认作单位犯罪的。如前所述，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一般都由单位作出，很多场合这些特定款物也是由单位集体利用的。如本文开篇提到的一个判例，在该案中一些移民款项就被用作集体开支。因此，没有将挪用特定款物罪作为单位犯罪来对待，实为刑法的一大疏漏。
当然，不讲挪用特定款物罪作为单位犯罪来对待，而是将其作为自然人犯罪来对待，同样能够打击这种行为。例如，将单位的负责人按照本罪来定罪量刑，但是从其行为特征和本质来看，将本罪一律界定为自然人犯罪，很不科学，违反了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该原则不仅仅在刑事司法和刑事判决中使用，同样也应该贯穿于刑事立法中，因此有必要对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进行重构，将单位犯罪纳入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范围。
（三）有条件地扩大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范围
如前文所述，我国《刑法》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特定款物的规定比较狭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事实上，只要是专款，都必须专用，这是由财经制度决定的。当然，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不能无限地扩大，否则这些款物的“特定”就不能体现出来。本文认为，首先需要界定这些款项的特点，一般紧急的、关系社会民生的，都应该作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具体有，农业专项资金、教育专项资金、环保专项资金、医疗卫生专项资金等，由于本罪和犯罪对象的关系较为紧密，所以为了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不宜将本罪的犯罪对象过度放开，只能适当地扩大，立法者可以考虑将农业专项资金、教育专项资金、环保专项资金、医疗卫生专项资金也作为特定款物来对待。
从制度上保障人民法院工作体现人民性
　　　　　　——弘扬和全面贯彻司法的人民性

王丹　王长君


　　司法制度的人民性要求人民法院要满足人民的司法需求。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民法律意识的不断强化，人民对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了更高的期待。人民法院必须顺应民意，满足人民的司法需求。司法制度的人民性要求人民有机会充分参与司法活动。对于一些重大的司法制度改革，需要走群众路线，广泛征求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把人民满不满意、答不答应、高不高兴作为评判司法制度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司法制度的人民性要求克服司法制度改革中的错误思想。有的人片面强调司法独立和法律效果，推崇西方司法制度，忽视了本身的国情民情以及法律传统，导致个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水土不服，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社会效果不理想。司法制度的人民性要求司法制度的改革必须紧紧围绕人民性展开，改革、完善那些不能充分体现人民性的司法制度，使其在符合人民性的轨道上运行。
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人民法院队伍素质。仅仅有好的制度还不够，好的制度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和落实，才能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制度的贯彻落实关键在于人。因此，一支高素质的人民法院队伍是保障人民法院工作体现人民性的关键因素。人民法院应当以制度为抓手，把队伍建设工作常抓不懈，通过开展“大学习、大讨论”、“人民法官为人民”等活动，全面提升人民法院队伍的素质。一是人民法院要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使其在执法过程中有政治意识和大局观，不至于机械执法；二是人民法院要提高队伍的业务素质，使其在执法过程中有法律意识，不至于违法办案；三是人民法院要提高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使其在执法过程中有公正意识，不至于失去中立性；四是人民法院要改进队伍的工作作风，使其在执法过程中有为民意识，心中常怀百姓，为民解忧，为民排难，不至于冷、硬、横、推。司法的人民性原则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完备的理论体系，精准把握司法人民性的内涵和要求，毫不动摇地全面贯彻落实司法人民性，对于做好新时期的司法审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司法的人民性契合中国国情，呼应时代需要。当前，人民法院要实现好服务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法院自身的科学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并大力弘扬司法的人民性。首先，人民性是人民法院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最重要特征。一方面，这是由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所决定的。我国在国体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体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因此，一切社会制度在本质上都具有人民性；另一方面，我国法律的性质也决定了司法的人民性。我国法律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定的程序将广大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结果，同时，广征民意的法律创制方式也充分体现和有效保障了法律的人民性，司法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将人民意志应用于案件裁判的过程。其次，坚持司法的人民性是继承和发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推进人民司法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显著特征：一是在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强调走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运用于审判工作之中。二是在具体的审判制度上突出灵活多样、简便易行、方便群众、注重调解。当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不能削弱，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不能蜕变，方便群众诉讼的工作方式不能抛弃，这是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新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淡化司法的人民性，必然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也必然使人民司法事业走向歧路和险途。第三，坚持司法的人民性是践行“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践行“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就必须牢牢把握住司法的人民性这一关键，就必须大力弘扬司法为民宗旨，切实履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神圣职责，把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坚持司法的人民性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新要求新期待的必然要求。这些新要求新期待，归根结底就是要增强司法的人民性，实现司法为民。唯有不断在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廉洁司法、便民司法上苦下功夫，方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方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情感认同，方能获得应有的司法权威。第五，坚持司法的人民性是解决人民法院工作存在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要解决当前制约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着力增强广大干警的群众观念，立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切实从司法层面保障和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利益问题，从而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人民司法的温暖，切实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强调和重申司法的人民性，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新时期随着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以诉讼形式进入法院，依法判处的案件案结事不了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案件甚至因矛盾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或突发性事件等等。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反映了法院工作形势、工作任务、工作难点的变化，但从根源上看，反映了法官在思想理念、司法作风和廉洁方面仍存在问题，归根结底，是没有从思想根源上正确认识司法权的本质或本源问题，即司法的人民性。
切实落实措施，确保人民监督司法。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否则容易被腐蚀。各项制度制定和执行的好与坏，都必须回到司法实践当中，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评判。司法有了人民的监督，就不会偏离人民性的轨道。因此，保障人民法院工作体现人民性，必须从制度上确保人民监督司法。一是人民法院应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客观、全面倾听人民的呼声，体察民情；二是人民法院应健全信访制度，耐心、细致做好来访群众的工作，让他们有个满意的结果；三是人民法院应做好审判公开工作，通过庭审公开，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措施，让司法活动透明化。
贯彻司法人民性要理念更新，制度推新，举措创新。，“三个至上”三位一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是建设人民司法制度的理念基础。也只有树立“三个至上”的法治理念，才能为司法人民性的实现奠定坚定的观念基础。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法治进程刚刚开始，“三个至上”的理论精髓还需进一步加强学习。在现代社会实践中，强调的是法治硬件系统的完备即法律制度的建设，而忽视了法治建设的另一方面即法治软件的构建，法治精神、情感的培养，忽视了社会公众主体对法律自觉性的认同和尊重。只有在权利本位思想存在并得以实现的情况下，社会才会发展。要把法治精神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法律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仰、信心和尊重，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沃土。为人民司好法，必须努力做到“用心关注民生、悉心体察民情、耐心倾听民声、精心排解民忧”。要研究建立“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机制，为涉及赡养、抚养的纠纷案件、涉及住房、医疗、教育的纠纷案件、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纠纷案件、涉及劳动争议的纠纷案件、涉及农民工工资和劳动报酬的纠纷案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进一步健全执行机制，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千方百计提高执行兑现率，使打赢官司且有执行条件的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使逃避义务的当事人受到应有制裁。要更加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不断改进完善司法救助制度，逐步拓宽救助领域，扩大救助范围，缓解当事人及其亲属的生活困难。要努力畅通涉诉信访渠道，高度关注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信访中反映的问题。执行工作的过程要依靠人民群众参与支持。要注重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调解的重要作用，充分保护被害人权利。对于那些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或被害人对犯罪的发生有一定责任、被告人激于义愤等事出有因，或被告人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依法可不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尽全力地做好附带民事调解工作。
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瑰宝和精神财富。为了人民的司法为民新机制，尤其重视基层基础工作、推进司法大众化，力争将主题实践活动抓出声势、抓出特色、抓出实效。上饶法院首创的司法协理网络，赣州法院的便民诉讼网络，大余法院的法官挂点包片制度等，都是新时期法院探索建立的司法为民新机制，其扎根中国乡土社会，充分考虑了基层群众的司法需求，在实践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为及时化解消除涉诉上访隐患、监督办案法官公正规范文明办案，一方面让当事人息诉罢访，一方面杜绝法官违规违纪违法办案，丰城法院把回访工作纳入规范化管理，并狠抓制度落实。由审判监督庭与纪检监察室组成联合回访责任单位，把对案件的监督与对人的监督统一起来。使纪检监察工作的触角前移，变被动查处为主动防范，及时纠正遏制消除干警违规违纪违法办案的苗头。对回访工作实行流程管理，回访内容和目标明确，回访行为文明规范。广大法院干警应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达到深入基层化解矛盾、结对帮扶特殊群体、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联系企业排忧解难、全力推进社会和谐的效果，全面展示全省人民法院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
新形势下的人民司法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面对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与日俱增的新要求、新期待，面对司法审判自身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人民法院只有进一步发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坚持“人民法官为人民”，永葆法院工作的人民性，司法审判事业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人民法院既要尊重传统，又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赋予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新的时代内涵；不仅要在工作机制上增强司法的人民性，还要在审判执行各项具体工作中增强司法的人民性，让人民的司法散发出温暖的人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