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中国期刊网文章编号1005-3558(2004)04-0041-03


试论仲裁诉讼化的利弊

（武汉大学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本文对国际商事仲裁的诉讼化倾向进行了利弊分析,从仲裁的分析性质入手,以契约性第一位,司法性第二位的结论,得出仲裁诉讼化不利于仲裁的健康发展,只会沦为诉讼的简单翻版。再以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阐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

关键词： 仲裁诉讼化 意思自治 司法监督 仲裁员

国际商事仲裁日益诉讼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就“仲裁诉讼化”这个命题来言，究竟是利还是弊，可谓褒贬不一。上世纪末，美国国会在对美国统一仲裁法案进行四十多年以来第一次修订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根本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面对现代复杂的仲裁实践，需要制定更多、更细致的仲裁法律及仲裁规则来规范仲裁实践；并且单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制度的完善就是一个诉讼化的过程，就是其不断制度化、系统化的表现，也是法制规律的必然要求。 另一派则认为：试图用僵硬的条文来约束自由灵活的仲裁是徒劳的。相反只会抹杀掉仲裁赖以生存的本质特征，使得仲裁成为诉讼的简单翻版，丧失蓬勃生机。 那究竟仲裁诉讼化是好还是坏呢？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但就“仲裁诉讼化”而言，笔者认为弊大于利。
我们可以从分析仲裁的性质入手来思考“仲裁诉讼化的利弊”这个问题，看究竟诉讼化是与其本质属性相符合还是相背离？仲裁具有不同于诉讼、ADR中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独特性质，关于仲裁性质问题理论界争论颇多，迄今为止主要有主要有四种理论。传统学说认为仲裁具有契约性，或者具有司法性,或者认为仲裁兼具司法性和契约性，即混合论,第四种理论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自治说。四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仲裁的某种属性，但都失之偏颇或折中调和，均未抓住仲裁最本质属性。司法说肯定了国家法律对仲裁的监督与影响，却片面的扩大了这种监督，完全抹杀了仲裁产生发展的基石即当事人意思自治。持该理论的人定会肯定仲裁诉讼化，认为是其司法性所决定的。契约论则走到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无限制的意思自治，否认国家对诉讼的任何作用。持该理论的人定会全面否认诉讼化，认为诉讼化的结果只会让仲裁丧失意思自治的本性。混合论试图折中调和前两种理论，但只是将二者简单相加，一样一半，也未能从整体上回答仲裁最本质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持该理论的人面对仲裁诉讼化时只会不知所措，人云亦云。自治说基本上抓住了仲裁的本质性质，但又主张这种自治性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却也是不符和仲裁现实的。 我认为要想弄清仲裁性质，首先应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仲裁与诉讼一样，都是解决争议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在已经有了诉讼之后，还要一个独立的仲裁制度存在呢？很显然，是因为人们希望有一种不同于诉讼，又比诉讼更具优点的解决商事争议的方法或制度，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事交往中逐渐创设了仲裁制度。这个仲裁具有但诉讼不具有的优点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因此仲裁首要的、第一位的属性是契约性。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施米托夫所说：“商事仲裁的首要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但现代仲裁又离不开国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协助，如财产保全、强制执行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等等。因此仲裁又具有司法性，但它是辅助的、第二位的。所以我认为仲裁的性质是以契约性为主、司法性为辅的二者有机结合。据此再来分析“仲裁诉讼化的利弊”就很容易得出“弊大于利”这个结论，因为其颠倒了契约性与司法性的主次关系，过分张扬了仲裁的司法性而忽略了首要的契约性。
弄清了为何仲裁诉讼化是弊大于利，下面将以我国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给大家讲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并尝试性的提出一些可行的改进方法。
一、仲裁程序规定过于严格，缺乏灵活性
在国际仲裁中，各国实践几乎都允许当事人在不背离强行法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仲裁程序及确定仲裁程序法，被称为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都有类似规定。我国94年《仲裁法》不但没有规定当事人有选择仲裁程序的权利，并且在程序方面的规定繁琐又严格。比如根据第45条规定：“证据应在开庭时出示，并且由当事人进行质证。”这一规定不仅排斥了仲裁活动中的其他质证方式，而且对于采用书面审理的案件的形式制造了障碍，因无法当庭质证而不能推进程序的进行，造成了拖延。这都与仲裁应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快捷的价值背道而驰，使我国仲裁程序在操作中缺乏一定灵活性，沦为诉讼的翻版。 “仲裁的契约性”使其与诉讼不同，当事人不仅在实体问题上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在程序问题上亦有充分的自主权。这种双重意思自治是现代商事仲裁的重要特色，也是自由经济的必然结果。为使中国内地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仲裁中心，未来的仲裁法有必要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法的自由。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只需规定仲裁程序应满足“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即可。
二、仲裁协议形式要件过于僵化
仲裁协议是仲裁的基石，有效的仲裁协议不仅使仲裁庭取得合法的管辖权，也是裁决得到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随着仲裁产业化的发展，各国都本着“尽量使其有效”的思想，对仲裁协议形式要件仅限于书面性，而没有其他要求。 素以对待仲裁严格著称的英国，96年《仲裁法案》也只要求“仲裁协议为书面形式或经书面证实即可”。但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6条、第18条的规定，一个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形式要件，即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这样过分的约束，使许多当事人本有意愿将纠纷提交仲裁但因非关键性内容的欠缺而导致无效，而且实践中争议发生后再来补充协议的可能性极小。既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又违背了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最初意愿。作为《纽约公约》的参加国，我国应执行公约第2条的规定，更好的与国际惯常做法一致。
三、只承认机构仲裁，完全否认了临时仲裁和友好仲裁
机构仲裁以其规范性、确定性是各类仲裁中与诉讼最为接近的一种；临时仲裁是几千年仲裁的较原始形态，保留了仲裁最原汁原味的风格与特性；友好仲裁起源于欧洲大陆，现在已得到普遍运用，其程序运作、法律适用更为宽松自由。三种仲裁类型各具特色，相得益彰。
如果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些大标的案件主要在常设仲裁机构审理的话，一些争议金额不大且当事人希望尽快了结的案件，特别是一些海事案件，通过自愿选择他们共同信任的仲裁员组成临时仲裁庭，审理完毕即告解散的方式，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裁决。经济快捷的临时仲裁更受欢迎，其优势不容忽视。临时仲裁远远先于机构仲裁而存在，是商人自治、契约自由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完美、最具特色的表现，否定了它就等于折断了仲裁一只高飞的翅膀，变的僵硬机诫，蒙上了诉讼化的色彩。
中国的国内仲裁制度尚在转型期，但国际仲裁几乎同步于其他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享有一定声誉。而且国际仲裁人才的资源是各国共享的，人民法院在处理与国际仲裁的关系上也更加重视和相对正规。因此对于自主性较强的临时仲裁，可先考虑纳入国际仲裁制度中，使当事人有更多可供选择的争议解决方法，有助于增强中国仲裁制度的活力与吸引力。
至于友好仲裁，则“与诉讼有霄壤之别”。友好仲裁意味着仲裁员可以依据公允善良（ex aequo et bono）或衡平(aeguitas)观念，而不必严格依照法律做出裁决。无疑法官是绝不能这样断案。事实上，国际仲裁界鲜有不承认友好仲裁的。承认友好仲裁，不但赋予当事人更广阔的选择空间，仲裁庭也能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受到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主义的束缚要小的多，使仲裁结果更加切实可行，合理公平，而不必刻意追求其“合法性”。因此我认为在我国仲裁制度中加入友好仲裁，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又一表现。
四、仲裁员制度中的诉讼化问题
“有什么样的仲裁员就有什么样的仲裁。”仲裁员是整个仲裁的核心与灵魂。我国的仲裁员制度则存在着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带有明显的诉讼化倾向。①强制名册制限制了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自由意志，类似诉讼当事人无法选择法官一样。本来施行名册制的目的是使当事人及时、准确、有针对性的选任仲裁员 ，但以CIETAC最新的仲裁员名册为例，共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518名仲裁员，而1999年处理的案件涉及的当事人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至少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当事人无法选择本国人作仲裁员。而且有些国家和地区被列入仲裁员名册的人数极少，甚至仅一个。这种迫使当事人无人可选的强制名册制完全违背了名册制的初衷。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强制名册制使仲裁员成为稀缺资源，成为一个带有神圣光圈的高雅头衔，许多法院的离退休法官甚至在职法官都想挤进这支队伍，以图名利双收。过多没经过仲裁专业培训的法官成为仲裁员，其固有的诉讼思维模式和经验很可能做出合乎法律但不切合商业实际的机诫的裁决，使得仲裁诉讼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剧。因此摒弃强制名册制，采用推荐名册制势在必行。②驻会仲裁员制度所体现的程序诉讼化倾向有悖于仲裁的民间性。 专家断案是仲裁的又一特色优势，它甚至不要求仲裁员有法律教育背景，会计师、工程师、商界德高望众人士均可担当。就象杨良宜先生所说：“仲裁员并不是什么专业资格。” 而驻会仲裁员其半职业的特征，容易形成定式思维，导致诉讼化。“有些内部仲裁员的本职工作是仲裁案件的程序管理，类似于法院的书记员，而当其被选任为仲裁员时就摇身一变成为裁判者。这种角色和功能的不停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诉讼化倾向。”我国立法应明确规定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应在本机构受理的案件中担任仲裁员，或者出任当事人的代理人及顾问。
五、过度的司法监督只会使仲裁演变为另一个诉讼
从仲裁的发展历史来看，法院与仲裁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法院不干预仲裁；过度的干预和控制仲裁；适度的司法监督。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绝对不能脱离法院的支持而独立存在。并且协助与支持仲裁的职能在不断加强，监督与审查的职能在不断弱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规定了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只不过实施监督的具体方式、程度与范围不同罢了。但是司法监督是否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过多的司法监督同没有监督一样百弊丛生。” 那样只会抹杀仲裁的民间性、高效灵活、一裁终局等等优势，使仲裁沦为法院的附庸。实际上成为仲裁“一审”，法院“二审”，这种“二审”既包括撤消仲裁裁决，也包括退回仲裁机构重新仲裁，还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这样下来所耗费的时间与金钱远远超过了诉讼本身，仲裁简便、快捷、经济的优势荡然无存，更可悲的是当事人往往还要掉过头来重走诉讼之路。
大多数国家都尽力缩小司法审查的范围，将其缩小在程序问题上面，并且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申请而启动的。如裁决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仲裁庭的组成是否符合仲裁程序等等，仅有英美少数几个国家规定可以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但目前这些国家正在修改仲裁法，减少司法干预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英国学者施米托夫（Clive M.Schmitthoff）认为司法审查应只针对仲裁程序的“自然正义”，而不论裁决的“是非曲直”。
在我国，内国仲裁和涉外仲裁实行的是区别对待的“双轨制”，对国内仲裁既审查程序又审查实体，对涉外仲裁只审查程序不审查实体。我认为，依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的规定，对国内仲裁的实体问题审查应严格限制在“可仲裁性”以及“公共政策”两个方面，涉外仲裁虽不审查实体问题，但程序的司法监督仍存在干涉过严、过多的地方。例如，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根据《仲裁法》第20条“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决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可见在该问题上法院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与国际普遍采纳的管辖权/管辖权原则（自裁原则、自决原则）即“仲裁庭有权决定自己的管辖权”背道而驰 。是法院过度干预仲裁的典型表现。
因此仲裁的司法监督应坚持“适度”原则本着支持与鼓励仲裁这一根本出发点，避免过度的法院干预造成的诉讼化倾向，“尽量减少以至消除司法干预对仲裁发展的消极作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在当事人充分意思自治与适当的司法干预之间寻求平衡。”
小结：纵观仲裁的发展历程从公元前六世纪至今，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这是一种进步趋势，是法治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我认为仲裁并不排斥制度化，只是排斥按照诉讼模式和诉讼思维理念的制度化。按照诉讼的思维观念，套用诉讼的制度模式来推进仲裁的制度化，是不可取的，只会使仲裁一步步丧失生命力。我的观点就是：坚持制度化，反对诉讼化，“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必须在寻求制度化和避免诉讼化的悖论之间求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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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双元著：《中国国际私法通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贸易出版社出版，1993年
4. 寇立耘，中国仲裁员制度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意见，《仲裁与法律》2002年第6期
5. 汪祖兴：《浅谈仲裁公正性——兼论中国仲裁的监督机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4月第2期
6. 宋连斌，《比照适用抑或特别规定：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谈起》——2003中国国际私法年会安徽年会论文


建立西部地区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的设想

重庆市三峡监狱——王 俊


主要内容：就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的具体情况而言，充分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建立适合西部发展的政府、企业、志愿者组织平等参与的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具体说就是一种以政府为主线，将西部地区充足的企业和志愿者组织等公益服务资源串接起来，编织成推动西部和谐社会建设的大网，才是西部地区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最佳模式。
主题词：政府 企业 志愿者组织 和谐社会 网络

当前影响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有诸多的因素，其中最突出的是：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加剧；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纵横交织，错综复杂，构成了横亘在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如果这些矛盾不及时加以解决的话，随时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府包揽一切管理职能、承担全部社会压力的传统做法显然已不能适应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日臻完善，社会保障需求的日益增多，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的意识逐步增强，“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体系必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那么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就西部地区的具体情况而言，充分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建立适合西部发展的政府、企业、志愿者组织平等参与的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模式，具体说就是一种以政府为主线，将西部地区充足的企业和志愿者组织等公益服务资源串接起来，编织成推动西部和谐社会建设的大网，才是西部地区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最佳模式。
一、建立多元化的和谐社会构建网络是西部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
目前西部地区的基础情况主要表现为：生态结构趋于单一、生态环境更加脆弱、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不断加剧。西部地区与十多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12747公里，土地面积54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6%，目前有人口约2.87亿，占全国人口的22.99%。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人口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偏低，全国尚未实现温饱的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于该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域，民族关系复杂。从以上的现实情况我们应当清晰地看到，就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而言，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人文环境，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相比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就前段时间发生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的暴乱事件来看，切实拉近民族距离，形成融洽的民族关系，构成牢固的和民族分裂势力做斗争的民族防线，构建民族之间的和谐氛围也是目前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就民生建设方面来讲，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资金不足、效益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很多缺陷。那么在这样一种状况下，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光靠政府有限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更深入更细致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全社会投入更多的力量去做。因此，我们应秉承“有条件的社会共同责任”原则，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特别是通过对西部地区的特别保护来达到对全社会的共同保障，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就西部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来讲，众多的志愿者组织和企业可成为除政府以外的两大主要力量，充分发挥其对政府的有益补充作用。据了解，截止2007年底，我国有社区志愿者组织27万余个，比2006年增加了3倍多，社区志愿者2000多万人，比2006年增加了200多万人，其中注册社区志愿者567万余人，全国累计有2．68亿多人次的青年和社会公众在扶贫开发、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大型活动、应急救援、海外服务等领域提供了超过61亿小时的志愿服务。就企业方面而言，西部本地区也有相当丰富的地方企业资源可以利用，东中部地区企业也在逐渐关注向西部地区的”反哺”问题，国家性质的西部地区“补偿机制”也必将建立。这样来看，由企业及志愿者组织所形成的和谐社会建设力量点已成星罗棋布之势，所缺乏的就是要有一根主线将这些力量点串接起来，形成一张强有力的大网。因此，政府有责任也有必要补上这个缺位，织就一个由政府协调指导、企业、志愿者组织平等参与的和谐社会构建网络。这样既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某些缺位，又对社会资源进行了有效的聚合，不仅对于西部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对于企业、志愿者组织以及我国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建立西部地区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的现实意义
（一）、“多元化构建网络”搭建了一个建设平台，聚合了和谐社会建设资源，有利于减少和谐社会建设成本，提高社会工作效率
在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政府在资源的支配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无论是对公权利的支配，还是对人、财、物的调配上都理所当然成为建设力量的主导。可和谐社会建设毕竟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的特点。在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方面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很多，特别是改善西部地区群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环境、促进民族和谐方面等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还很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的力量就显得相当有限了。政府只能从政策、资金上对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保证，起到一定的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的作用，可更具体、更微观的工作却并不一定是政府这只看不见的大手所能及的。和谐社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说到底，并不是发几个文件下几道命令就能轻松解决的事情，而是需要西部地区乃至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解决的事情。因此，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全国人民的积极参与。而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之下，将和谐社会建设交诸社会，充分调动庞大的社会资源，不仅可以降低政府建设成本，而且可以起到政府力不能及的效果。目前无论是企业还是志愿者组织，在开展公益活动时没有一个系统的组织领导，也缺乏专业性的指导，各方之间也没有形成有效的沟通渠道，造成援助缺乏针对性，重复性和不均匀相对突出，造成公益资源的极大浪费，相对增加了公益建设的成本。
“多元化构建网络”的建立，搭建了一个西部和谐社会构建平台，所有致力于西部和谐社会建设的有识之士，无论是公益组织、志愿者还是企业都聚合了这个平台之上，互相进行交流，由政府具体负责政府、企业和志愿者组织三方公益资源的协调和调配，并有针对性地对西部拟援助地区进行形势评估，为企业和志愿者组织提供导向性建议，从而有效避免了援助的盲目性和无序性。这样既避免了资源浪费，减少了建设成本，又提高社会工作效率，突出了援助的针对性和及时性，发挥公益资源最大的效益。同时定期进行援助后回访，为国家政策导向提供基础性资料。
（二）、有效指导企业对西部地区的公益投资，帮助企业形成具有适合自身特色的公益产业，形成健康、有效的公益产业格局，实现企业与西部的双赢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东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企业关注对西部地区的 “反哺”问题，也有不少的企业投入到对西部地区的援助活动当中来。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有一个现实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我们的企业在开展公益活动时还存在一些误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益事业的稳步健康发展。
一是只注重“输血”而忽视“造血”。据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200余家企业之中，有95％以上的企业家认为捐款捐物就是对西部地区的援助；有99％以上的企业家不了解公益事业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而与这组数字相对应的，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向西部落后地区的小学捐款、给贫困家庭的母亲资助、向贫困大学生进行资助等常见的公益援助形式。我们的企业在参与向西部地区援助的方式上，过于关注资金的投入，对其他方面的支持和投入还远远不够。而这种“输血”式的行为只能“治标”，远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其实，在这一领域中，跨国公司已经在改变以往企业捐赠的传统公益模式，走向公益创投、慈善创投，更加注重强调在技能方面提供相关的培训。如GE公司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方案为中国的能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做出贡献；飞利浦在云南历经3年多建立了10所医疗站，培训了300名乡村医生。与“输血”的短期行为相比，“造血”具有长期性。据了解，目前，外资在国内一个“造血”性的公益项目的投入时间平均超过3年。而它代表了未来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一个发展趋势
二是追求表面形式而忽略自身特点。贡献爱心，奉献社会，正在成为中国广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一种行为准则。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目前不少公司在参与公益项目时，不考虑本身特点，盲目跟风模仿，愈演愈烈。这两年，看到跨国品牌资助养老院、帮扶弱势群体，并获得社会广泛认可，一些企业心里就痒痒，在未能看懂这些国际品牌参与此类公益活动的深层原因之时，便不顾一切采取相同行动。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目的，反而糊里糊涂地玩了一把“烧钱”的游戏。事实上，跨国企业在参与公益事业时非常具有针对性，所参与的公益活动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相辅相成、与企业的所在领域顺应顺接。而企业最擅长做什么，可能在这方面恰恰对公益事业有所帮助。BP、壳牌是全球石油超级巨头。从上个世纪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在社会与公众树立维护中国环境的良好形象。前者开展了致力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教育行动”，后者量身打造了鼓励设计并实施环保方案的“壳牌美境行动”，都在社会与公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三是参与公益事业等同履行社会责任。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缺乏企业的大力参与，公益事业的发展相对缓慢。而中国市场开放后特别是在入世以来受到海外企业的影响，本土企业开始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而这其中不乏有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把做公益事业当成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出现的这一现象，当年欧美也经历过了。这些制造企业对身边与自己相关联的事情并不十分关注，而把很大精力都投入在慈善活动上，一味热衷捐赠。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欧美国家的企业开始逐渐意识到，作为经营者，遵守法律法规是首要的，如营业法规、环境法规等。同时，对其它与生产相链接的人与物，也都要予以关爱。
至上世纪80年代起，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按照一套完整的社会责任体系在演绎，其核心内容由三大方面组成：一是遵守基本法律，注重质量，善待员工；二是对企业所在的社区承担一定责任，大力支持所在的社区发展；三是保护全球环境与自然资源；四是参与一些慈善活动，支持公益事业。目前，在海外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里，对捐款企业要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估。而这些评估指标与社会责任的那几个方面正好一一对应。通俗讲，若没有做好就不能以慈善为名进行捐款，甚至是被认为是用不义之财搞伪善。
以上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我国公益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部门在公益项目的推介上缺乏对参与者的具体指导；另一方面公益项目没有建立一个客观评估的体系，导致参与者惟有依靠感觉去做判断与选择。在西部地区“三位一体的和谐社会构建网络”形成后，政府可以对企业的公益投资进行有效的指导，提供针对企业的指导和参谋服务，有效指导企业对西部地区的公益投资，帮助企业形成具有适合自身特色的公益产业。同时合理利用企业的公益服务资源，发挥更大的造血功能，形成健康、有效的公益产业格局，实现企业与西部的双赢。
（三）、聚合社会公益资源，形成统一调配、健康发展的良好格局
我们的志愿者组织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充分发挥着社会的“减压阀”、“润滑剂”的作用。但由于现在的志愿者组织没有统一的指导，从而导致志愿服务具有很大盲目性、随意性和无序性。志愿者往往是没有通过专门的培训直接上岗，在很多情况下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或技能，这不仅影响到志愿服务的质量，特别是在从事技术性较高危险性较大的志愿服务方面，可能危及到志愿者的人身安全。
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志愿者组织与政府之间有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志愿者组织不同于政府，也不具备政府职能，但可以起到政府起不到的作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好，有利于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倡导民众形成一种对社会有责承担的良好理念，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但目前我国的志愿服务发展还存在许多的制约因素，如志愿者权益受到侵犯的事时有发生，志愿服务活动缺乏保障，个别国外志愿服务组织在我国开展活动还处于无序状态等，这都成了影响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的桎梏。同时由于志愿服务没有建立调查和评估体制，造成援助前没有进行详细的调查评估，服务中没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服务后没有进行经验总结以及及时地与其他公益团体进行资源经验共享，导致服务目标不明确，存在很大的盲目性。甚至出现个别单位和个人存在把志愿者当做廉价劳动力的倾向，以及利用志愿者名义从事营利活动的情况，还有一些不具备相应能力的组织，盲目开展活动，侵犯了志愿者的合法权益等，这些都导致了公益资源的极大浪费，降低了公益服务的效率和信誉。
目前的情况是从事志愿服务事业的志愿者组织逐渐增多，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组织，基本的情况是各团体自由化发展，组织活动自由化，这样一种状况极大地降低了活动的效果。甚至导致不同团体间工作的重复，降低了工作效果，甚至在整个工作面中出现了盲区和断点。由于目前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服务领域日益拓展、经费投入越来越多、各类志愿者组织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志愿服务社会参与面已从大学生等青年群体逐步扩大到中老年人等各个年龄段人群，将志愿服务纳入统一领导，形成健康正规的志愿服务体系，切实保障志愿服务者特别是志愿服务群体中相对较弱势群的利益，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在一个有着成熟分工的社会，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之间能够各司其职、功能互补。而社会发展的经验也证实，很多社会服务性的工作（比如义工服务）由社会团体来做效果更好，也更利于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如香港良好的义务服务政策环境，才让香港的义工团体成为了政府的好帮手，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因此，“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的建立可以极大地避免志愿者组织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而造成的盲目性和无序性，避免救助的不均匀性和盲区的出现以及人为因素下的救助不及时，“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可以对公益服务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并对志愿者组织提供服务建议，避免服务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同时可以切实保障志愿者的切身利益。今年两会期间，相关组织也提出了《志愿服务法》的提案，国家也会加大对志愿者权益方面的立法保护，所有这些都将极大地推动志愿者组织的健康发展。
（四）、企业的参与可以为非营利性质的公益组织解决经费难题，提供资金保障
目前我国志愿者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通过会员交纳一定的会费以及社会的捐助，存在经费来源不稳定，并且严重不足的实际困难。志愿者在参与社会服务时，自己要承担全部的费用，这不仅也使志愿者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而且当志愿者在为社会提供服务时，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或者由于意外事件，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导致了志愿者权益保障的缺失。志愿者组织是从事志愿服务的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非营利性决定了志愿服务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这是志愿者组织在组织活动时其经费来源缺乏保障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组织大型的公益活动以及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时更显得捉襟见肘。志愿者参与的服务都是自愿无偿的，没有通过活动赚取利润，不能通过内部机制解决志愿者组织的活动经费问题。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志愿服务的顺利开展，以及志愿事业的健康发展。
“多元化的和谐社会构建网络”建立后，将设立针对志愿服务的专项储备基金，以解决志愿服务的资金短缺问题。专项基金由国家、政府财政或企业援助资金中提取，并由政府负责统一使用。作为志愿者组织的活动经费和志愿者的权益保障基金。基金的运作受政府和企业监督。储备基金为志愿者提供相应的人身保险经费，作为活动及志愿者权益保障的开支项目，以保障在志愿者确实发生意外事故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时，能获得相应的补偿或赔偿，达到切实保障志愿者的各项权益的目的。
三、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合理调配资源，建立服务评估系统，以提升服务质量。
设立官方性质的指导协调机构，建立信息管理和服务评估体系，合理调配资源、提升服务质量。
公益资源的调配利用和公益服务的运行管理是整个工作的基础和核心。如何确保这两个重要环节的科学高效运行，是提升公益服务质量的关键问题。因此，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的建立要以逐步形成以政府公益服务指导为核心，信息化为手段，强化公益资源指挥管理、提升公益服务工作水平为目标，促进多元化公益服务网络信息管理平台的优化，实现政府、企业、志愿者组织工作的互动结合为基础任务。
（一）、发挥信息管理平台的技术优势，优化公益资源的调配使用
公益的资源合理调配和使用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益服务活动的成效。由此，应明确“探索新型社会动员机制，实现志愿服务社会化”的工作目标，通过发挥公益服务信息管理平台的技术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用较少的人力资源，有效凝聚企业和志愿者组织等公益服务资源，并将他们迅速组织发动起来，并根据西部具体情况进行合理配置。
整个信息管理平台的运行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基础形势进行评估，确定拟援助的地区和项目；第二阶段是将企业和志愿者组织的数据导入到信息管理平台；第三阶段是由政府通过信息管理平台与企业和公益组织进行沟通和联络，根据企业及志愿者组织的具体情况给出公益服务的合理化建议；第四阶段是服务活动结束后，政府将企业和公益组织的服务数据录入到信息管理平台中上进行统计、汇总和记录。通过这种方式，政府能随时掌握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情况，同时能及时对公益资源进行有效的调配和管理，大大提高了公益资源的使用效率。
（二）、依托信息管理平台，建立三方联动的运行管理网络
运行管理是确保公益服务衔接顺畅的核心工作，建立“政府—企业—志愿者团体”三方联动的管理网络是保障公益事业顺利进行的现实保障。政府设立指挥指导中心，负责整体规划协调、宣传、后勤以及应急保障工作；企业根据自身特点，提出公益服务要求和资金支持，实施公益产业的构建及对公益资金运作的监督；志愿者组织实施细部的公益援助，同时负责对政府和企业公益项目运作的监督。由于信息管理平台的介入，各工作层面的联系和互动得到有效加强，切实提高整个西部地区公益服务的运行管理水平。
（三）、以量化公益服务信息为主要方式，强化对企业和公益组织的激励效应
对企业和志愿者组织的有效激励是提升其工作热情，确保公益服务工作持续性、稳定性的重要保障。我们建立服务评估系统就是以服务项目、时间、质量为基本参数，参照确定标准公益服务基数，对公益服务进行量化，并对企业和志愿者组织分别进行考核。以数据化的方式准确记录公益服务参与者的各项工作信息，可以更加科学、公正、透明地对公益服务者进行考核、评估和激励。这种量化的激励保留方式不仅是对公益服务者辛勤工作的客观认定，更极大激发了企业和志愿者组织参与服务的热情和互比互进的意识，对于强化西部地区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的建设和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