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奖励办法

1898年清光绪皇帝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央政府发布的保护和奖励科学发明创造的条例。《章程》宣布，对于能用超过西方各国现有水平的新技术，制造出各种船舶、机械、枪炮等者，或能用新工艺兴办工程，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人，授以官职，并使之获专利权三十年；对于能成功地仿造各式机械的人，授以官职，并使之获专利权十年；对于有新观点的著作，发明专门技术并切实可用于实际的人，授以官职，其著作、技术享有专售权二十年。除给予专利权（经济上的利益）还授予官职，清朝的对发明的奖励到目前为止，恐怕很少有那个政府能够做到，反映了清朝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其实远远超过我们政府目前的重视程度。

对职务发明者个人的奖励

一、我国法律规定

我国1989年12月10日《中国专利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局关于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的发明人、设计人奖酬提取办法的规定 》规定了对职务发明人的奖励，一项发明专利的奖金最少不低于200元，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最少不低于50元。 “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后，每年应从该项专利实施后的所得税后留利中提取0．5％～2％，外观设计专利提取0．05％～0．2％，作为报酬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专利权持有单位，许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的，应当从收取的使用费中纳税后提取5％～10％作为报酬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2002年修改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四条规定：“被授予专利权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自专利权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奖金。一项发明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2000元；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500元。”第七十五条规定：“被授予专利权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专利权有效期限内，实施发明创造专利后，每年应当从实施该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所得利润纳税后提取不低于2％或者从实施该项外观设计专利所得利润纳税后提取不低于0.2％，作为报酬支付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或者参照上述比例，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一次性报酬。”第七十六条规定：“被授予专利权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许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的，应当从许可实施该项专利收取的使用费纳税后提取不低于10％作为报酬支付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我国对专利的奖励标准在不断提高，其中有的地方制定了更高的奖励标准，比如上海市，该市于2003年7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意见》规定1、单位在专利转让或许可他人实施后，可在收益纳税后提取不低于30%，作为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报酬，2、专利权持有单位实施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后，在专利权有效期内每年可从专利所得的税后收益中提取不低于5%，外观设计专利提起不低于1%，作为发明人或设计者的报酬。

对于职务发明的奖励制度只适用于国有企业，对于民营企业职务发明的奖励由各企业自行规定，可以参照国有企业的规定，也可以参照国外企业的做法。

二、国外的做法

一般说来，专利发明的奖励包括：研究发明构想揭露奖金，专利申请奖金，专利获准奖金，专利产出杰出部门奖金，专利侵害检举奖金，技术授权奖金等等。除了奖金的物质性鼓励之外，为提升士气、增进荣誉感及对公司的归属感，发明人取得一件专利时特颁予奖牌奖励。

国外大型公司虽然通过协议或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将知识产权的权属归为公司所有，但是都有非常好的奖励制度，以鼓励发明创造，使得发明创造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依据发明人的成果，产生出相应的累积计分制、等级奖励制以及各种各样的表彰制度，如IBM公司、日立公司的激励政策各具特色。各公司针对本企业情况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重奖发明人。只要知识产权被使用，发明人就能得到奖金，即使人已故去或已离职均能得到奖励，奖励直到权项的终止。

（1）累积计分制：IBM公司为激励公司员工进行发明创造而设立了累积计分制的奖励方法，对申请专利的发明人给予计分，1项专利为3点，同时可获1200美元奖励；点数累计达12点，再加1200美元奖励。刊载在技术公报的发明或发表论文，也计为1点。发明人若是第一次申请即获专利，则给予首次申请奖，奖金1500美元。此外，公司每年举办一次盛大的科技发明奖颁奖仪式，100名获奖员工分享300万美元的奖金。IBM总裁亲自颁奖，在精神和物质上鼓励发明者。仪式后，发明者可以度假3～4天，费用全部由公司承担。通过给予适当奖励的方式，IBM公司极大地激励了员工进行发明创造并获取专利的热情。2002年，IBM获得3288项美国专利，整个公司约有5000人为此做出了贡献。

（2）多种表彰：日本企业一般均设有第一次申请奖、发明申请奖、申请补偿奖、特别功劳奖等奖项，各公司针对本企业情况又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即重奖发明人。只要知识产权被使用，发明人就能得到奖金，即使人已故去或已离职均能得到奖励。但是日本的公司实际对员工却很“抠”，现行的有关职务发明的规定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如富士通公司、东芝公司实行等级奖励制，最低奖金一件发明才4000日元，夏普离职员工起诉夏普，这个员工在工作期间为公司取得了4项日本专利，4项海外专利。由于这些发明，夏普的获利金额约达960亿日元，但这个员工所得甚少，他起诉要求夏普公司赔偿他5亿日元。

专利资助制度

为加强专利申请及专利实施专项资助资金的管理，促进专利的申请和实施，各地方政府都制定了相应办法，对本地区专利申请人申请专利或者实施给予资助，各单位或者专利权人应当积极申请资助。各地方的资助一般包括以下两种：

1、专利申请资助
深圳市2003年3月17日颁布《深圳市专利申请资助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专利申请资助资金使用范围：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向国外申请发明专利的申请费用资助。有的地方对于申请的代理费还给予资助，比如天津颁布《2003年天津市专利申请资助办法》资助的范围还包括部分代理费。江西省规定可以资助代理费的50％。

2、专利实施资助
比如：北京市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颁布了《北京市专利实施资金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十条规定：“市知识产权局与被批准使用专利实施资金的单位签定“北京市专利实施项目合同书”，并给予资金支持。支持的额度，除重大专利发明外，实用新型专利不超过20万元；发明专利不超过30万元。”

作者：王瑜律师，知识产权公司首席律师，
电话：01051662214，电子邮件：lawyerwy@263.net。

　　论文提要：本文首先对执行与各种实体法的关系进行简单阐述，着眼于通过立法对执行制度进行较为彻底的修改和完善。当前，我们还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以赋予当事人哪些程序权利，使其能够在遇到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干扰以及消极执行等情况下，有充分的机会和途径进而就如何具体操作及应该注意的相关问题作了阐述。
　 近来，我们在民事强制执行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执行实务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持，许多重大课题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从大的方面来说，民事强制执行理论研究应该兼顾不同层面：首先要从外部入手，研究强制执行法与宪法、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部门法的关系；其次要从强制执行法本身入手，研究强制执行法基本理论的体系结构，并对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讨；再次，要从执行改革和执行实践入手，对执行改革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证，对执行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整理和归纳。
　　（一）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社会上包括法院内部有不少人对执行工作不了解，认为搞执行不需要懂实体法。实际上，许多执行案件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交错重叠，牵连难分，十分复杂。因此，从事执行工作的人既要懂程序法，又要懂实体法，更要善于将实体法和程序法融会贯通，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地处理案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说，强制执行领域是一个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交叉融合的领域。正因为如此，对强制执行法不能单纯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研究，而应该同时从民事实体法的角度来研究。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关系的问题上，首先应该认识到，民事实体法对民事强制执行法具有基准意义，强制执行制度应该与民事实体法的有关规定相协调。民事实体法规定了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这些民事权利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确认后，最终通过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来实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把民事强制执行法看作强制性地实现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 作为实现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基本结构就应该以民事实体法为基准，根据具体执行对象和形态的不同，采取罗列的方式进行结构设计。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强制执行法包括最高法院目前起草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在结构设计上主要以民事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为线索，执行程序和各种执行措施均围绕不同的实体请求权展开，在金钱债权的执行中又根据执行对象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执行方法，其基本考虑就是使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有机协调，遥相呼应，相辅相成。除结构体系外，民事强制执行法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要积极回应民事实体法的要求，避免因执行行为的实施破坏民事实体法所调整的正常的市场流通秩序。比如，对不动产的查封之所以要办理查封登记，目的就是要与民事实体法的公示制度相协调。又如，因实施执行行为所引起的各种权利的得失变更，总是与民事实体法上的效力相伴相随，执行中的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往往交叉缠绕在一起，离开实体法，执行程序的运作将会寸步难行。
　　民事实体法对于民事强制执行法具有基准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事强制执行法仅仅是民事实体法的从法或者辅助法。民事实体法侧重于从静态的角度来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民事强制执行法则是从动态的角度衡量更为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强制执行制度的设计和运作除了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外，还要考虑债务人的保护、执行的效率、执行成本等多种复杂因素。因此，民事强制执行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强制执行程序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一，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某些强制执行制度。例如，在很多国家的强制执行制度中，执行程序中的查封或者扣押可以产生一种类似于担保权的优先受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通过执行程序创设了一种实体权利。又如，许多国家对于执行中拍卖制度的设计，都充分考虑到了执行程序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没有完全套用民法上的拍卖制度。最高法院起草的《关于执行中评估、拍卖、变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有许多条款的规定与拍卖法不一样，这也是基于执行中拍卖的特点和规律所作的特殊设计。第二，它有助于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执行程序的独立价值。长期以来，主流的观点把执行程序仅仅视为实现实体权利的手段，忽视甚至完全抹煞执行程序具有不依赖于实体的独立价值，因此背负了社会过多的指责。 近年来，我们逐渐认识到了执行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许多法院积极倡导“程序正义”、“执行穷尽”等新的执行理念。应该说，这些新理念的提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过去我们提出这些理念更多的是基于对执行实践的反思，今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从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研究，以便对执行程序的独立价值等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二）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民事诉讼指的是狭义上的民事诉讼，主要指审判程序。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将民事强制执行制度视为民事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在立法例上，许多国家都将民事强制执行制度规定在统一的民事诉讼法典中。这种做法是将民事诉讼理解为包括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在内的广义上的民事诉讼。但从狭义上看，强制执行与民事诉讼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制度。首先，强制执行和民事诉讼虽然都是保护民事权利的程序，但民事诉讼侧重于确定民事权利是否存在，可以将其称为确定民事权利的程序；而强制执行则侧重于在事实上实现民事权利，可以将其称为实现民事权利的程序。其次，强制执行和民事诉讼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指导原则和程序设计。审判和执行都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组成部分，都要坚持“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但是，两者有各自的规律性和侧重面。民事诉讼的实质是对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以解决纠纷，因此在价值取向上更侧重于公正，其所设置的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等诸多程序制度，旨在通过严密的程序设计保障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强制执行的实质在于实现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权利，其在价值取向上更侧重于效率，执行程序中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主要采取形式审查的原则，二者具有各自完全独特的调整原理和程序制度。此外，那种将民事诉讼程序视为执行程序的前提和基础，把执行程序视为民事诉讼程序的继续和完成的观点，也值得讨论。我们知道，强制执行的依据除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外，还包括仲裁裁决、行政决定和某些公证债权文书，对仲裁裁决、行政决定和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并不以民事诉讼为前提，更不是民事诉讼程序的继续，对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中甚至还会出现先有执行后有诉讼的情况。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强制执行与民事诉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不能只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别。今后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以便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为单独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和说明，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持。
（三）民事强制执行法与破产法的关系
　　破产程序是指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强制性地将债务人的全部财产进行变价和分配，以实现全部债权人债权利益的程序。从强制性地实现债权这个意义上来说，破产程序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强制执行，只不过通常所说的强制执行只考虑一个或多个特定的债权，本质上是一种个别执行，而破产程序则要考虑全部债权，本质上是一种概括执行。在民事强制执行法和破产法的关系问题上，最需要研究的是两种法律制度在实现债权中的功能和定位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涉及到民事强制执行法中关于执行财产分配原则这一重要问题。
　　关于执行财产如何在多个债权人之间分配的问题，理论和实务界历来存在着优先原则和平等原则的争论，究竟哪种原则更为合理，通过对执行制度和破产制度二者功能定位的认识，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强制执行制度和破产制度各有自己的功能，前者注重债权的个别清偿，后者则注重全部债权的公平清偿，在个别清偿中如果发现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则应及时转入破产程序实行公平清偿。两种制度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在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中共同发挥着执行清偿的功能。如果在强制执行制度中实行平等原则，则意味着在执行程序中适用了破产程序的分配原则，显然会造成制度上的重复。因此，从执行和破产这两种法律制度各自的功能定位，以及一个国家法律体系整体协调的角度看，民事强制执行法中无疑应采取优先原则。但是，优先原则的合理性是以其他债权人能够有效地利用破产程序为前提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破产制度在实践中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债权人很难利用破产程序使自己的债权获得公平清偿的话，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中采取优先原则就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从而在实质上造成一种不公平的后果。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没有采取优先原则，而是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做法，实行团体优先原则。
总之，优先原则和平等原则的取舍，是民事强制执行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后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包括从民事强制执行法与破产法关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除上述这些问题之外，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讨的问题，比如民事强制执行法应该确立哪些基本原则、执行管辖制度的完善、执行依据是否应进一步扩大范围、申请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的关系，以及执行和解、执行担保、执行程序的暂缓、中止与终结、委托执行、执行竞合、参与分配的具体程序、交付财产的执行、完成行为的执行、保全执行、妨害执行的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1]王云声著：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李起泰著：.民事执行若干疑难问题探讨.法律适用.2005，6.
　　[3]赵国明著：论担保物权的强制执行.人民法院报，2005-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