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海运协定
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海运协定
(签订日期1980年9月17日 生效日期1980年9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根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的精神,认识到海运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性,考虑到海运对于发展和促进两国间贸易的重要意义,为了加强海运方面的合作,并按照平等和互利的原则,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在本协定中:
一、“船舶”是指从事商业海运或培训商船船员的任何商船。
“船舶”不应包括军舰、执行任何形式的国家职能(前述的商船职能除外)的船舶、渔船、渔业研究船或渔业辅助船。
二、“一方的船舶”是指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并分别在各自国家登记的船舶。
三、“船员”是指在任何一方船上工作,实际上从事与船舶操作或保养有关的职责或服务,持有该方主管当局颁发的本协定第五条所指适当的身份证件,并列入该船船员名单的人员。
第二条
一、双方同意,为了运输客货,当任何一方的船舶进、出另一方的港口、停泊地点和水域时,另一方在船舶服务、港口作业方面,在简化和加快办理行政、海关和一切所需的手续方面,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为这种船舶提供优惠待遇。一方船舶进入另一方港口的条件,规定在本协定所附由双方主管当局交换的信件中。
二、每一方保证,对另一方船舶所征收的吨税应与对任何其它国家的船舶在相等情况下所征收的税额同样优惠。
第三条 本协定的规定不适用于一方的船舶在对方港口间运输旅客和货物。但任何一方从事商业客货运输船舶的权利应包括在另一方一个以上的港口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如果这些旅客和货物是随同一条船舶前往或是来自另一个国家。
第四条
一、每一方应承认悬挂对方国旗并持有根据对方法律和规定颁发的国籍证件的船舶的国籍。
二、每一方应承认另一方主管当局在有关法律和规定所允许的限度内颁发的吨位证书和其它船舶证书。
三、每一方应将其吨位丈量规定的任何修改情况通知另一方。
第五条 每一方应承认由另一方主管当局颁发的船员身份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证件为“海员证”,美利坚合众国颁发的证件为“美国商船船员证”〔注〕。如果一方的这种身份证件有任何改动时,应将改动的情况通知另一方。
第六条
一、每一方船舶在对方港口停泊期间,另一方应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允许该船舶的船员上岸。
二、每一方按其有关法律和规定,可拒绝另一方船舶的某一船员入境。
三、任何一方按其有关法律和规定应准许对方船舶上需要住医院的船员入境,并应允许在医疗所需要的时间内在其境内停留。
四、持有本协定第五条规定证件的任何一方的船员,由于登本国的船舶、被遣返或为对方有关当局能接受的任何其他理由,在履行对方有关法律和规定的手续后,可以进入对方领土,或在对方境内通行。
第七条
一、任何一方船舶在另一方港口、锚地和水域发生海事或遇险,另一方对旅客、船员、货物和船舶应给予友好对待和一切可能的援助。
二、一方船舶发生海事或遇险,将其货物和其他财物从船上卸在另一方领土上,另一方对这种货物和财物应免征任何关税,除非这种货物和财物成为另一方国内消费品。由此而产生的贮存费应是公正、合理和非歧视性的。
三、每一方在对方船舶遇难时,应及时通知对方领事官员或者在他们不在时通知外交代表,并将所采取的救助措施以及对船员、旅客、船舶、货物和物料的保护情况通知对方。
第八条
一、每一方承认另一方以悬挂其自己国旗的船舶装运其外贸货物的可观部分的权益,双方意图使其悬挂本国国旗的船舶各运两国间双边贸易货物的等量和可观份额。
二、每一方在其有权选定其进出口货物承运人时,要提供悬挂另一方国旗船舶承运与悬挂其自己国旗船舶所装运的杂货和散货每一类别的等量份额,应与悬挂各自国旗的船舶要装运不少于三分之一双边货物的双方意愿相符。
三、当货物以合理的通知期和合理的运输条件,提交悬挂一方国旗船舶在其服务的港口间运输而无此种船舶时,提供货物的一方有权将该货物交由悬挂本国旗船舶或第三国船舶运输。
四、在美国与中国之间装运散货时,这种货物应当以双方都能接受的费率装运。每一方当有权选择承运人时,应以公平和合理的运输费率、条款和条件向对方船舶提供这种货物。
第九条 每一方承认另一方通过国内法或政策在其各自的外贸海运中管理第三国运输业行为的权益,并同意尊重各自在此方面的法律和政策。
第十条 本协定中运输服务的支付,以两国的商号、公司和贸易组织同意的、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办理,或按照交易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办理。交易双方可要求将当地收入超出地方支付的金额兑换并汇寄本国,在适用于当时交易和汇款的兑换率方面,应没有限制地尽快允许兑换和汇出。除非宣布本国处于紧急情况,任何一方不得对这种支付施加限制。
第十一条 双方同意进行必要的技术人员和情报的交流,以便利和加速货物在海上和港口的运转,并促进双方商船间的合作。
第十二条
一、为了执行本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管当局是交通部,美利坚合众国的主管当局是商务部。每一方应授权其主管当局按照自己的法律和程序采取行动,并与另一方的主管当局协商,以实施本协定。
二、双方同意其主管当局的代表每年会晤一次,以全面审议有关本协定所需要解决的事宜。会晤的时间和地点将由双方商定。双方还同意进行协商、交换情况、采取必要的行动保证本协定的有效执行。
第十三条 本协定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至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期满,双方在期满前经谈判可予以延长。本协定还可在任何一方提出书面终止通知后的第九十天失效。
经各自授权的代表,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八0年九月十七日在华盛顿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美国商船船员证”英文为“U.S.Merchant Mariner′s Document”
注:附表(甲)、(乙)略。
附: 中美双方关于开放港口的换文
(一)对方来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外事局局长董华民先生亲爱的董先生:
关于今天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缔结的海运协定,特别是该协定第二条,我荣幸地确认下列条件适用于一方船舶进入另一方的港口:
一、悬挂美利坚合众国国旗的船舶,按照外国船舶进入中国港口的有关规定,在七天前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当局后,可以进入本函附表(甲)所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际商船开放的所有港口。
二、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船舶,按照外国船舶进港的有关规定,可以进入美利坚合众国的港口。进入本函附件(乙)所列的美利坚合众国港口,需在四天前通知美利坚合众国有关当局。对于未列入附件(乙)的港口,至少需在拟进入这些港口七个工作日前告知美利坚合众国有关当局。兹谅解,进入这类港口通常将予应允,但美国当局出于国家安全理由可以拒绝。
三、兹进一步谅解,鉴于双方政府都期望我们两国关系继续发展,在执行上述协定期间,对于本函附件中所列的港口名单,将定期予以审议,以便在这些名单上增加港口的数目。
我请求你对上述建议予以确认。
萨米尔·纳米柔
(签字)
一九八0年九月十七日
(二)我方去文美利坚合众国商务部助理部长萨米尔·纳米柔先生亲爱的纳米柔先生:
我荣幸地收到了你今日的来函,内容如下:
(内容见对方来文)
我谨确认你来函的内容。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证人证言岂能任意采信?!
作者:陈召利 主页:www.law-god.com
一、一则案例
甲方与乙方在中介机构居间下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协议,并支付了定金。第二天,甲方因家人意见不一,向乙方口头提出解除协议,乙方表示“除非找到下家,否则不同意解除”。为此,甲方将此情况电话告知中介人员王某,并请求为乙方重新发布售房信息。此后,中介人员王某多次联系甲方和乙方前来签订解除协议协议,甲、乙双方始终未签订解除协议。甲方见协议无法协商解除,为筹集房款卖掉自住房屋,并告知乙方依约受领房款。孰料,乙方因房价上涨又将房屋卖给他人。纠纷遂起。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甲、乙双方是否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协议。因甲、乙双方之间只有口头交涉,没有任何书面证据。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本案的中介人员王某能否证明这一事实。在一审中,中介人员王某应乙方申请出庭作证,陈述说“甲方告知他协议已解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甲、乙双方已协商一致解除协议。甲方上诉后,二审法院在询问双方当事人后,径行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法律思考
本案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证人证言如何采信。关于证人证言的证据规则,我国法律未作规定,目前较为详细的规定见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发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
关于证人王某的证言是否应当采信的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本人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 王某是否具备证人的资格。
证人资格问题是一个经常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有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才有证人资格。如果证人根本未参与案件事实,则无从作证。如上所述,甲方是以对话方式向乙方发出解除协议的要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自乙方即时拒绝即已失效。王某不在对话现场,对甲、乙双方的对话内容无从知晓。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王某并不知道案件事实,根本不具备证人的资格。
第二, 王某的证言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即使人民法院认为,王某事后从甲方听到的转述内容也可视为知道案件事实,那么,王某所作的证言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本案中,王某出庭作证时,没有客观陈述甲方究竟对他说了些什么,让人民法院来判断甲方是否向他表达了“协议是否已解除”的意思,而是仅仅使用“评论性的语言”——甲方告知他协议已解除,误导人民法院的判断。
因此,王某的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证据效力。
第三, 人民法院能否仅凭王某的证言认定案件事实。
王某与本案以及乙方均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协议是由甲方、乙方和王某所在中介机构南京市我爱我家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签订的,如协议被认定仍依法有效,则中介机构南京市我爱我家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又接受乙方的委托将房屋出售给第三人,也属违约行为。中介机构南京市我爱我家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王某为免除自己的法律责任,根本不可能作出对其不利的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因此,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人民法院希望采信证人王某的证言,因王某与本案结果及乙方当事人均有有利害关系,人民法院也不能单独依据王某的证言认定甲、乙双方已协商解除协议。
在本案的办理过程中,本人明显感受到一些法官依然缺少法治观念,仍停留于陈旧的、朴素的证据观——“有证据总胜于没有证据”,而往往忽视了法律明文规定的证据规则——证据是否合法、如何采信。人民法院是人民寻求公力救济解决纠纷的最后途径,假如司法人员不能依法判决,这必将严重损害司法权威,甚至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诚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言,“一次错误的判决,有甚于十次犯罪, 因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错误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因此,在看到我国法治建设已经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我国的法治建设道路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