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对于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判案的主要依据是制定法，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就值得研究。从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看，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依附于法律条文，体现为对特定法律条文的具体解释，从而在法官寻找和发现裁判规范的过程中，为其提供线索和指向，辅助法官找到恰当的制定法依据。但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可能不是一种，与特定法律条文关联的指导性案例也可能不只一个，法官时常需要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结论或相关指导性案例提供的指引中作出选择。所以，运用类比推理，通过案情的比对，找到与当下待决案件最为接近的指导性案例，并将法律针对指导性案例所赋予的规则转用于该待决案件，便成为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基本方式。
　　案情相似性的判断
　　参照指导性案例判案的首要环节，是在与制定法条文相关联的若干指导性案例中寻找到与待决案件最为相似的一个。这就需要对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事实进行分析和选择，判断两者的案情相似性。
　　任何案件都有很多事实，但不是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应予比较、判断。卡尔·拉伦兹说，对两个案件作相同的评价，是因为二者的构成要件相类似。所谓构成要件，是指与法律对特定问题的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1]而构成要件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案件事实之中，所以，分析、研究案件事实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法律关系，对准确把握构成要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所关注的具有可比性的案件事实，通常不是所有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只能是具有法律意义、成为法律评判对象的事实，尤其是有关根据法律确定案件事实性质的关键点或争议点，这就是构成要件。[2]这种构成要件的事实，在英美判例法中也被称为必要事实，即对于形成判决结论有必要的基础事实，而其他的事实为非必要的事实或假设的事实。必要事实往往决定着案件的性质，故由前案的必要事实推导出来的裁判规则对后案的审判具有拘束力，而非必要事实或假设的事实则没有拘束力。[3]所以，判断待决案件与某个指导性案例的相似性，主要看其必要事实。
　　笔者认为，在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必要事实的判断上，应当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1）待决案件在所有必要事实上与指导性案例已经判定的必要事实全都相一致。（2）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其他不同之处，不足以排斥或推翻上述法定评价。这些条件从正反两方面对案件必要事实相似性的判断作了限定。如果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之间的必要事实经过比较，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那么，就可以认为两者的案情是相似的，就可以把法律针对指导性案例所赋予的规则，转用于与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待决案件。
　　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案情比对的思路，体现了类比法律推理的运用，其基本的方法与步骤大致如下：（1）列举指导性案例（即源案例）的事实模式A的某些特征X、Y和Z；（2）归纳出处理事实A的法律原则是P；（3）列举待决案件的事实模式B，有特征X、Y和A，或者X、Y、Z和A；（4）对事实A和B之间进行比对，发现A和B之间的关联性；（5）因为A和B之间具有共同之处，所以B也适用A的法律规则P。[4]与英美国家的法官运用归纳推理方式去分析、总结判决理由的复杂性相比，由于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前期已经被案例编写者以裁判要点的形式归纳、抽取出来，所以，具体的操作过程和难度就大大简化了，基本上可以省去第二个环节中比较复杂的归纳和提取裁判规则的活动。而不需要像英美国家的法官那样花费大量功夫去发现与理解为什么这样处理源案例的原则或规则，法官可以集中精力结合裁判规则对指导性案例的必要事实进行总结和列举，并对照当下待决案件的必要事实，来比对两者之间的异同，据此确定是否可以参照该指导性案例判案。
　　值得注意的是，运用指导性案例意味着法官无法直接从法律条文中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直接得出案件的裁判结论，同时也无法通过归纳推理解决问题，所以要以类比推理作基础，在众多先前案例中选择最具有相似性的指导性案例来指导待决案件的审判。类比推理作为辩证推理的一种，侧重于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价值评判。因此，包含价值判断、利益衡量、政策考量等内容的情势权衡原则在认定案件相似性的过程中具有了重要的实际意义。
　　从指导性案例的运作过程看，待决案件的事实与特定指导性案例的必要事实之间很难完全吻合。当前后案件的事实不完全相同时，法官时常需要使用类推的方法，按照缩小广泛或者扩展狭窄的原则，对用以认定案件的某些重要事实进行人为的增减，据此来确定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如果待决案件的事实与两个以上的指导性案例关联，则需要在它们之间选择与待决案件的重要事实相同或类似性程度最高的一个作为参照适用的依据。但是，案件事实之间的类比点及其相似性，并不能藉由直观的方式获取，相似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于法官自身的决断，即取决于权力的分配和运用。[5]换言之，两个案件之间是否可作类比适用，并非由外部观察到其有达到某种物理程度的相似性，而是要从内涵上认知到其有规范评价意义的相同性。[6]为了保证案件裁判的公正性，法官需要根据情势权衡原则，综合运用价值判断、利益衡量、政策考量等方法与思路作出恰当的认定和判断。在这一过程中，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其体现的法律关系、案件背后的诉讼目的、判案理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判决的社会效果、案例的基本方向、对事实的评析、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关法律规定等方面，都可能是法官应予考虑的因素。
　　由此可见，案件相似性的判断过程，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在若干具有关联性的指导性案例中选择、确定与待决案件事实最为接近、裁判效果最好的一个，从而参照适用。为了找到这样的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全面掌握案件事实，吃透案情。这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判断案件相似性以及进行类比推理的前提条件。案件事实的建构具有一定的人为色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客观描述过程，在形成案件事实的同时，法官就在考量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可能意义。[7]所以，只有对相关指导性案例以及待决案件的事实及案情全面掌握，了然于心，才有可能顺利地进行案情及构成要件的比对，对其相似性作出恰当的判断，并以类比推理为基础，通过对比案件的相似性而发现可供参照适用的恰当的指导性案例。
　　其次，从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实质构成要件来判断。一个案件的事实要素涉及方方面面，在案情比对时又不能也不应当全部地、逐一地进行，应注意区分案件的必要事实与非必要事实，避免因过于拘泥纷繁的非必要事实，而放弃了从整体上对案情作出判断。应当注意把握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形成判决基础的构成要件，并在此基础上判断指导性案例中法律解释方案的合理性或实质性理由，进而决定是否适用该指导性案例。
　　最后，正确处理事实、规范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不仅是一门知识，也是一门技艺，需要法官在事实、规范和价值之间不断地寻觅。在实际运用中，要注意准确判断案件的相似性，结合待决案件的具体情况客观地评价指导性案例的解释结论，并立足于法律的基本精神、立法目的和预设价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全面把握，审慎认定，权衡情势，作出判断，确保运用指导性案例进行法律推理的实质合理性，推动待决案件法律适用及裁判结果的正当性。
　　指导性案例的援用
　　一般说来，任何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都是直接针对特定案件本身的，不会涉及其他的案件。只有在该案被作为先例而援引入其他案件的审理过程，才有可能对其他案件的裁判产生实质上的效力。指导性案例没有被援引，就难以称之为先例，也就不好说现实审判已参照指导性案例了。而且，如果指导性案例不能被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引用，法官就可以不理会指导性案例，当事人、律师以及检察官也会觉得它对当下的案件没有意义而不予重视，这样只会导致指导性案例如同目前一些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一样，仅仅是形式上的指导，并无实质性的意义。从国外经验看，姑且不论英美普通法体系中，法官经常将先例直接作为案件裁判的法律依据，即便是大陆法系国家，将判例引入法院判决的情形也比比皆是，这正体现了其判例的事实拘束力。同样的道理，对于指导性案例而言，法官决定适用指导性案例对待决案件进行处理，最终也要体现为援用指导性案例并在裁判文书中加以适当的表述。
　　此外，在我国，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地引用法官参照适用的指导性案例，其意义还不止于落实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在笔者看来，它至少还可能起到以下实际作用：（1）可以让当事人全面地了解案件裁判的真正理由，落实司法公开原则，从而促使当事人息诉服判。（2）可以保持人民法院审判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推动法律适用的统一，贯彻社会主义法治原则。（3）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审判效率。（4）有助于法律人共同体整合司法经验，统一法律认识，提高业务素质等。
　　那么，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中如何援用呢？换句话说，具有指导意义而被援用、需要参照执行的是针对相应案件事实所作出的判决的具体内容，是案例中说明判决结果赖以确立的法律主张的理由，还是案例经司法机关对有关法律问题或观点加以抽象和概括而形成的裁判规则或者裁判要旨。对此，我国的法学界有不同认识，两大法系国家的判例实践也做法不一。[8]从司法实践看，大家普遍重视案例的裁判要旨或者说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明确地归纳出案例的裁判要点。笔者理解，指导性案例本质上属于个别性指引，而非规范性指引，其案件事实本身是特定的、个体的；但是，指导性案例属于类型化的案例，依据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及其结论所形成的裁判要点，应是非特定的、非个体的，由此对同一类的相似案件便具有了普遍指导意义。所以，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内容更多地（而不是唯一地）体现为从法律适用过程中提炼出来的裁判要点对一定范围内的案件的指导，类似于英美判例法中具有拘束力的判决理由。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单纯地关注裁判要点的局限性。因为案例编写者并不一定是案件主审法官，姑且不论其可能存在对裁判要点归纳不准、提取不当的情况，由于案例指导规则具有的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省略了鲜活的案件事实，可能会遗漏案例本身具有指导性的一些法律命题，而导致人们对案例理解与适用上的片面性。所以，在重点关注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案例本身在事实认定、判决说理与案例评析等其他方面可能具有的更为丰富的法律信息，通常应当将裁判要点与指导性案例的整体结合起来理解与运用。
　　从笔者的调研情况看，在实践中，法官们也愿意关注案例裁判要旨或裁判规则以外的其他法律资源，比如作为指导性案例的判决书原文，特别是这些判决书原文中的法律论证或推理部分，他们期望从中找到可用于当下待决案件的裁判思路、推理方法等。所以，指导性案例的援用虽然重点在于裁判要点，但又不能拘泥这一点，而忽视了案例中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在具体运用指导性案例时还应当将裁判要点与案例整体结合起来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发现与理解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成文法是正式的法律渊源，而指导性案例不是。因为指导性案例本身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故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来援引，但作为判决理由加以援引，却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裁判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法官的说理论证。如果运用指导性案例强化法官的说理论证，显然有助于提升裁判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组织编撰的《中国案例指导》丛书在前言中曾指出过：“虽然这些案例不能作为裁判的直接法律依据，但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可以作为裁判理由或者法庭辩论理由引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说理的理由而援引的意见。其引用的模式就是：由于指导性案例是这样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而本案的情形与指导性案例相同或类似，所以，本案也应当像指导性案例一样理解和适用法律，从而作出相对一致的裁判。
　　我国裁判文书的文风取向一直注重格式、语言简洁且篇幅较小。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指导性案例，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引用案例整体，而主要是引用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引用指导性案例应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案情比对理由为宜，只需要揭示本裁判援引的指导性案例的名称和编号，以及指导性案例的具体指导规则即可。这在两大法系国家也大体如此。法官适用或遵从的不是判例的整体，而主要是判例中蕴含的裁判规则，所以，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法官在援引判例判案时一般都只在裁判文书中指出判例的名称及出处，并不将其适用判例的全部思维过程表述出来。[9]
　　引述指导性案例的重点虽是裁判要点，但准确理解和把握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又不能完全脱离指导性案例所依托的案件事实和关键证据、裁判的说理论证以及案例的评析等内容。而我们所说的指导性案例可以作为判决理由加以援引，援引的不仅是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结果，更是其裁判的论说依据。所以，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虽然不用详细表述案情比对理由，但在形成裁判结论的过程中，例如，合议庭合议时，有必要详细讨论指导性案例的具体运用过程，包括案情如何比对、裁判规则如何理解以及如何适用于当下待决案件等，并记录在合议笔录中备查；对特别复杂的案情比对，甚至有必要另行制作案情比对意见留存于本案的附卷。
　　在裁判文书中引述只是指导性案例援用的一方面，不仅如此，在法庭审判中，当事人、律师和检察官都可以使用指导性案例作为法庭辩论及发表法律意见的理由、依据，法官也应在裁判文书中对他们提出的适用或不适用具体指导性案例的意见进行回应，阐明适用、不适用或排除适用指导性案例的理由，以及引用相关指导性案例来论证案件裁判结果等。从大陆法系国家来看，判例援引的前提是对诉争案件与判例之间的类似性程度有着正确的判断。由于中国案例指导制度重点关注法律适用的合理性论证，且案例本身主要体现为具有抽象性和形式性的裁判规则，其事实与结论之间的联结要求一般不像事实与规范交织在一起的英美判例法那样严格，那样充满技艺性，因此，在类似性的判断上，一般不会存在较大的识别困难。
　　指导性案例的排除适用
　　在适用指导性案例判案的过程中，当出现一些情形时还需要绕开具有事实拘束力的指导性案例，从而排除该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从普通法的运作实践看，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应排除判例的适用：一是前后案件不同。判例适用的前提是待决案件与其在必要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上具有实质的相似性。如果待决案件与先前的某一个判例经过比对，不具有相似性，则可以排除适用。美国学者拉特认为，有5种情况应被区分：事实不同；法律争议不同；实际的判决理由比被主张的理由宽或窄；判决可以在不同的背景下解释；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不同。[10]二是发现判例规则存在缺陷。通常以下情况要作为遵循的例外：错误的先例；冲突的先例；过时的先例；没有理由的先例；疏忽做出的先例等。[11]普通法理论认为，判例的接纳与排除不仅是一门知识，更是一门技艺。特别是面对先例在进退维谷的选择中，更需要这种技艺的发挥。
　　一般而言，运用先例的技巧主要包括对不太受欢迎但却是必要的先例的接受和对应当适用但被认为是有必要区分的先例的规避，而后者更是经常发生的情形。卡尔·卢埃林在《普通法传统》一书中选取了64个判例，从中提出了美国上诉法院遵循先例、规避已判决和一些正确的但不常见的运用材料或技巧的方法。其中，遵循先例的方法包括:（1）自觉控制或缩小坚持或遵循先例的后果的方法；（2）通过简单的依据或者已决事项的方法所获得的选择范围；（3）遵循权威先例时大部分自觉倾向于更为简单的创造方式之多样性；（4）材料应用过程中的重要扩展或改变方向。规避已判决的方法包括：（1）不承担对未来负责任的规避：合法技巧；（2）无责任感的规避：非法技巧；（3）明确的限制和缩小范围；（4）抹杀先例。不常见的方法包括从旧材料中另起炉灶、扩大渊源或技巧的标准等。[12]由此可见，英美判例法的运作过程确实充满了技艺性。
　　相比较而言，我国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过程应不至于如此复杂。因为，法官运用指导性案例重点关注的是案例指导规则，而该规则通常已经事先被案例发布的法院从案件事实及裁判中归纳并抽取出来，适用指导性案例甚至可以像适用司法解释一样，省去了英美法系法官适用先例的复杂、繁琐。后者既要在事实与规则水乳交融的众多判例中找到据以遵循的先例，还要对先例规则进行归纳、提取和遵照适用。当然，由于案例指导规则的抽象性及其不周延性，后案法官显然又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的案件事实去理解和适用该规则，普通法体系下的判例识别问题，在我国案例指导实践中仍一定程度上存在。指导性案例要真正发挥作用，还有赖于法官的能动适用，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判决先例可主张其享有正确性推定，但法官不可不假思索地信赖它，如其发现判决先例有可疑之处，即须自为判断”。[13]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当前后案件不同以及发现案例指导规则缺陷而需要排除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时，我们可以借鉴英美判例法的一些识别与排除技巧，合理地避开不当的或存有缺陷的指导性案例的实际指导，“从而在表面上不以推翻原判决来表达法院的看法，但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原判决的拘束力范围”。[14]
　　1．区别前后案。即尽量找出目前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在案件事实上的差异性，从而排除该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在于其所确立的指导规则或法律解决方法的合理性，而该指导规则或解释方案之合理性的基础是案件事实。一旦案件事实的条件发生变化，则据此确立的指导规则或解释方案的合理性势必因为该条件的改变或丧失而失去了合理化基础。如勉强参照该指导性案例判案，将可能导致判决的不公正，故需要排除适用。
　　2．指出指导性案例规则的模糊或不明之处，拒绝遵从该指导性案例，从而排除其对待决案件的适用，或者对其作出釜底抽薪式的解释，即案例从表面看仍具有指导性，但该指导性已被赋予新的含义，引出新的规则。
　　3．宣布指导性案例与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从而直接避开该指导性案例的适用。
　　4．在指导性案例发生冲突时选择其一从而避开其他不当的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包括选择指导性案例从而避开了较低级别的参考性案例，选择在后的指导性案例从而避开在前的指导性案例等。
　　5．因原有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被制定法所直接吸收、推翻或替代而不再适用该指导性案例。
　　6．直接宣布案例的指导性已过时，不再适应于司法、社会的实际需要或者其适用法律是不当的、错误的，而代之以新的指导性案例等。
　　一般说来，指导性案例一旦确定，便具有了纵向的事实拘束力及一定的横向说服力，各级法院不得非经法定程序任意否决或拒绝适用。所以，对指导性案例的排除，必须慎而又慎，实践中应当特别地防止恶意的规避适用。对此，我们可以借鉴意大利的区分论证责任制度、德国的判例背离报告制度以及德、日的严格审理程序制度等，通过构建以下保障机制，予以必要的规制：
　　首先，如果法官参照了指导性案例判案，可视为其已经履行了说明裁判理由的义务；如果拒绝或排除指导性案例所表达的法律解释规则或解决方案，则必须提出特别妥当的、充分的理由来论证自己的判决，否则不能拒绝或排除指导性案例的指导。
　　其次，当法官要背离指导性案例，尤其是若干连续一致的指导性案例而另行判决时，应当报告给上级法院以接受监督。非经报告的背离判决，可以构成当事人上诉、检察院抗诉以及二审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乃至提起再审的事由。当然，二审或再审是否因此需要改判或发回重审，还应当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有关审判程序及证据使用的规定，区别情况分别处理。
　　再次，进一步严格审理程序。背离指导性案例判决的案件，原则上应由审判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并提请本院审判委员会审议决定等。



注释:
[1]［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8页。
[2]张骐：“论寻找指导性案例的方法——以审判经验为基础”，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
[3]潘维大、刘文琦：《英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1页。
[4]［美］凯斯•R•孙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7-78页。
[5]林立：《法学方法与德沃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77页。
[6]陈林林：《裁判的进路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7]于同志：《刑法案例指导：理论•制度•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以下。
[8]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
[9]董?主编：《中国判例解释构建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10] Michael. F. Rutter, The Applicable Law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 Guide to Reception, Precedent and the Sources of Law in the Republic and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Malayan Journal Pte Ltd., Singapore,1989, pp.27-28.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进依法治市的工作规划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依法治市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实践，是建设文明进步的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标志。重庆直辖市设立以来，在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下，市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为了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参与西部大开发的需要，进一步贯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据宪法、法律规定并按照市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要求，制定本工作规划。
一、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
1．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治市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宪法确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为依据，在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围绕完成党和国家交办的“四件大事”、努力
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积极探索，努力创新，全面推进各项事业向依法规范、依法运行、依法管理转变，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的贯彻实施，保障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权利的有效实现，保障和促进重庆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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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2010年，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治市工作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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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大任免工作，积极稳妥地探索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干部有效结合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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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十年努力，为重庆建设成为与直辖市地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治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3、2000—2002年，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治市工作的阶段目标：
——制定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治市工作规划和具体方案，建立依法治市工作报告制度，建立健全人大推进依法治市工作的组织指导体系。
——初步建立地方性法规框架的基础，全面结束适用四川省和原重庆市地方性法规的过渡期。
——开展以移民工作、扶贫工作、减轻企业负担和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的执法检查，督促“一府两院”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违法办案责任制。
——指导和督促全面开展“四五”普法活动，为依法治市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以代表工作为切入点，加强人大制度建设，依法实现我市地方国家政权的顺利换届，为依法治市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
4、在依法治市工作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与人大依法行使职权相统一的原则，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法治市中的主导作用。
——坚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与严格依法办事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以法治服务于经济建设、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和保障稳定。
——坚持人大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与支持相统一的原则，通过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支持和促进“一府两院”严格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坚持民主法制的宣传教育与实践运作相统一的原则，以宣传教育引导法治实践，以实践成果丰富宣传教育活动。
二、近期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
加强法律监督工作，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的贯彻实施
5、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贯彻实施，是市人大常委会的首要职责，也是推进依法治市工作的基础和保证。要加强对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实施的监督，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6、组织开展好执法检查活动。市人大常委会要围绕移民、扶贫、国企改革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这四件大事，每年选择一至二项法律法规作为重点，组织执法检查组，深入调查和检查，并向常委会会议提交执法检查报告。要重点监督执法部门严格执法的情况，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常委会对执法工作提出的意见，要交有关国家机关和部门办理并要求反馈整改情况，必要时可以组织督查或跟踪检查。执法检查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做好计划安排，避免形式主义。要制定执法检查的有关规定，协调好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执法检
查；做好与全国人大有关执法检查的衔接，尽可能地与其同步进行。
7、加强法规的清理工作。坚持地方性法规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原则，及时清理、修改或废止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需要的法规性文件。
8、组织开展好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认真执行《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规定》，加强对“一府两院”和区县（自治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市人大法制专门机构每年应向常委会报告上一年度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情况。
加强地方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
9、立法工作是依法治市的基础性工作。地方立法要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增强重庆的综合实力服务，为提高全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便民利民服务。要认真贯彻《立法法》，坚持法制统一，突出地方特色，改进立法方法，提高法规质量，发挥好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中的
主体作用。
10、坚持地方立法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点，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立法中，要体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防止部门利益倾向和地方保护主义。
11、扩大地方立法的公开性。要坚持立法走群众路线，发挥好市人大代表、区县（自治县、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作用。对关系市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法规草案，要在《重庆日报》上全文刊登，并采取在报纸、电台、电视台开辟专栏讨论以及召开座谈会、
举行听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市民的意见。
12、加强地方立法的计划性。要按照市人大常委会1997—2002年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划和各年度计划，分轻重缓急，有序进行。在规划和计划之外新增法规项目，须严格按程序办理并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13、注重地方立法的科学性。要制定重庆市关于地方立法程序的有关规定，搞好立法调研、协调和评估，完善法规草案的委托起草制度。要严格把好地方性法规的起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论证关、法制专门机构的统一审议关，坚持法规案的二审制度。要探索地方民族立法的路子，
探索就某一方面管理事务进行综合立法，科学地规范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
14、注意地方立法的适用性。突出地方特色，加强经济立法，注意法规的精炼和实用。重视法规解释工作，需要由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的，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工作机构提请主任会议讨论决定提交常委会审议通过。
围绕中心工作，依法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
15、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好决定权，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是依法治市的本质要求。要认真贯彻《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围绕全市工作的中心，加强与“一府两院”的联系与协调，依法听取有关重大事项的报告并作出决议或决定
。要认真审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认真审议重庆市实施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要建立健全决议决定作出后的跟踪督办制度，开展好相关的检查或调研活动，保证决议决定的贯彻落实。
16、要进一步推进重大问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对涉及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及改革方案的讨论，要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市人大代表和基层人民群众的意见。
加强任免工作，探索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干部有效结合的机制
17、依法任免本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依法治市的一项重要工作和组织保障。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积极探索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干部的有效结合机制。要坚持群众公认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扩大人大代表、人民
群众对人大任免工作的参与程度。
18、对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干部，要坚持和完善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增强被任命干部的公仆意识、国家意识和法治意识；坚持提前15天将有关任命材料送交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制度，保证常委会会议的顺利进行；完善述职评议制度，每届选择10至15名被任命干部提交市人大
常委会进行述职评议，同时探索进一步扩大评议范围、改进评议方式的途径。对某些重要部门或岗位干部的任免，要同时审查其在原部门或岗位工作的离任审计报告。
加强对“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督促“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19、将监督工作放在与立法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改进监督方式，完善监督程序，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实效。
20、认真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和专题汇报。要开好每年的人代会，认真听取和审查“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在人代会闭会期间，市人大常委会及主任会议和各专门委员会要根据依法治市的需要，听取和审议有关专题工作汇报，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一府两院”改
进工作。要制定《重庆市预算监督管理条例》，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监督和对计划与财政预算的审查。
21、加强对政府机关依法行政情况的监督。要督促和支持市政府及其部门搞好机构改革；规范政务管理、加强制度建设、严格依法行政。要制定《重庆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督促和支持市政府及其部门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督促市政府抓紧制定实施地方性法规的配套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
22、加强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的监督。要督促和支持司法机关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严格依法办事，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制度；督促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认真落实审务公开、检务公开制度
；加大对审判、检察工作中重大案件的监督力度，严格执行违法办案责任制。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工作中出现的司法不公、徇私枉法等问题，要督促其及时查处并依法纠正。
23、开展对“一府两院”的工作评议。认真执行《重庆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评议工作条例》，有重点地选择有关市级部门，开展工作评议。要加大对重点部门的监督力度，探索对市里管理而又非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干部的有效监督形式。
24、加强人大信访工作。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工作，办好执法监督公开电话。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25、法制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市的先导性工作。要督促全面完成“三五”普法任务，参与“三五”普法检查验收活动；督促有关部门编制“四五”普法规划，作出关于“四五”普法宣传教育的决议。
26、搞好法制教育和培训工作。要督促和协助有关部门健全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的学法制度、建立法制宣传教育领导责任制；督促有关部门加大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工作力度。要搞好市人大常委会的定期法制讲座和新颁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努力提高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法律水平；
开展对被任命干部任职后的法律培训并逐步制度化。
27、搞好法制宣传工作。办好《公民报》和《公民导刊》，督促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信息管理等部门和单位将宣传依法治市作为重要任务，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宣传报道，加强对地方性法规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的宣传报道，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在依法治市
中的正确导向和宣传动员作用。
28、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督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以保障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为目的，基层依法治理为基础，行业依法治理相配套，地方依法治理为主体，各个层次纵横结合的依法治理网络体系。支持他们把依法治理同精神文明建设、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同社
区建设和创建文明安全小区，同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同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等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依法治理活动。
29、促进法律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督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律师、公证、仲裁、调解、基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发挥好律师、公证员、仲裁员、人民调解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依法治市中的独特作用。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市的法律服务事业有较大发展，
服务水平有较明显的提高，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法律社会服务体系。
三、组织领导和实施保障
30、依法治市是一项综合性、长远性、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发挥主导作用。“一府两院”按职能分工负责、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和组织体系。
31、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积极稳妥地推进依法治市。市人大常委会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确定每届任期和各年度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重点和主要任务；通过依法作出决议决定和制定地方性法规，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转变成国家意志和全市人民的共同行动。要坚持常委会党组
向市委的请示汇报制度，加强党组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发挥好党组对党委决策的核心保证作用和对人大工作的组织领导作用。市人大的党员代表和在人大机关工作的党员同志，要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把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与主动向
人民群众负责辩证地统一起来，把依法行使职权与推进依法治市有机地结合起来，做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做依法治市工作的开拓者。
32、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对依法治市的工作指导。建立依法治市的工作报告制度，市人大常委会向人代会的工作报告，要有依法治市的相关内容；同时，常委会每年要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及市级有关部门关于依法治市的专题报告。建立市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依法治市工作的
联系会议制度。
33、加强与区县（自治县、市）人大的联系。指导区县（自治县、市）人大开展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活动，推进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推进基层政权机关政务公开和企业单位厂务公开，督促纠正侵害公民权益和压制民主的行为
，推动基层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通过推进依法治市，进一步发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充分发挥和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34、发挥人大代表在推进依法治市中的重要作用。要认真贯彻执行《代表法》、《重庆市实施代表法办法》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人大代表工作的若干意见》，每年组织一次相关的检查或调研活动。要坚持市人大代表列席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制度，建立常委会主任联系代表
的工作制度。要拓宽代表活动渠道，改进代表活动形式，认真组织代表参加评议、视察和执法检查等活动，改善代表履行职责的条件。要做好对国家机关办理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情况的督促检查，做好对代表建议、批评、意见的督查工作。同时，要增强人大代表的职务意识和责任感、使
命感；通过培训、会议、活动等各种形式，提高代表的素质和履行职务的能力；逐步推行代表向选举单位述职的制度；指导做好代表的选举工作，不断优化代表结构。
35、加强人大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自身建设。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进一步确立公仆意识，国家意识和法治意识，增强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治市的责任意识和工作主动性。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坚持在实践中探索人大工作规律，创造性地解决人大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各专门委员会每年都要围绕常委会报告确定的任务，主持或参与完成一项专题调研工作。要增强人大工作制度运行的质量与效益，完善《重庆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制定《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工作守则》；加强人大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宣传，进一步改进人大调研工作制度和宣传工作制度。要逐步改善人大的工作条件。
36、巩固“三讲”成果，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做好服务工作。要提高市人大机关干部的政治素质、理论素质和业务素质，加强机关勤政、廉政建设，努力建设一支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直辖市地位相适应，能够在依法治市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高素质的人大机关
干部队伍。
本规划由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实施。实施期间，要根据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重庆实际，按照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对依法治市的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及时地进行充实和完善。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大常委会的依法治市工作，可以参照本规划执行。



2000年10月24日